宋史·乐志三(2)

乐志三(2)

　　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诏臣制造玉磬，将用于庙堂之上，依旧同编钟以登歌。今年亲祠明堂，请用之，以章明盛典。”从之。三年，范镇乐成，上其所制乐章三、铸律十二、编钟十二、镈钟一、衡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并书及图法。帝与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诏执政、侍从、台阁、讲读官皆往观焉。赐镇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在。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已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不忘。”

　　镇为《乐论》，其自叙曰：“臣昔为礼官，从诸儒难问乐之差谬，凡十余事。厥初未习，不能不小牴牾。后考《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贯穿，悉取旧书，去其牴牾。掇其要，作为八论。”其《论律》、《论黍》、《论尺》、《论量》、《论声器》，言在《律历志》。

　　《论钟》曰：

　　夫钟之制，《周官·凫氏》言之甚详，而训解者其误有三：若云：“带，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介于、鼓、钲、舞之间则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误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横为修，从为广，舞广四分。”今亦去径之二分以为之间，则舞间之方常居铣之四也。舞间方四，则鼓间六亦其方也。鼓六、钲六、舞四，即言鼓间与舞佾相应，则鼓与舞皆六，所云“钲六、舞四”，其误二也。又云：“鼓外二，钲外一。”彼既以钲、鼓皆六，无厚薄之差，故从而穿凿，以迁就其说，其误三也。

　　今臣所铸编钟十二，皆从其律之长，故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以为钟之身。钲者，正也，居钟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为之鼓，上去二以为之舞，则钲居四而鼓与舞皆六。是故于、鼓、钲、舞、篆、景、栾、队、甬、衡、旋虫，钟之文也，著于外者也；广、长、空径、厚、薄、大、小，钟之数也，起于内者也。若夫金锡之齐与铸金之状率按诸《经》，差之毫厘则声有高下，不可不审。其镈钟亦以此法而四倍之。

　　今太常钟无大小、无厚薄、无金齐，一以黄钟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钟最薄而轻。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声者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

　　《论磬》曰：

　　臣所造编磬，皆以《周官·磬氏》为法，若黄钟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长而三分损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长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声，不亦远乎？钟有齐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为之长短、厚薄，而其声和，此出于自然，而圣人者能知之，取以为法，后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则不足为法矣。

　　特磬则四倍其法而为之。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臣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

　　《论八音》曰：

　　匏、土、革、木、金、石、丝、竹，是八物者，在天地间，其体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圣人制为八器，命之商则商，命之宫则宫，无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间至相戾之物无不同，此乐所以为和而八音所以为乐也。

　　乐下太常，而杨杰上言：“元丰中，诏范镇、刘几与臣详议郊庙大乐，既成而奏，称其和协。今镇新定乐法，颇与乐局所议不同。且乐经仁宗命作，神考睿断，奏之郊庙、朝廷，盖已久矣，岂可用镇一说而遽改之？”遂著《元祐乐议》以破镇说。其《议乐章》曰：

　　国朝大乐所立曲名，各有成宪，不相淆杂，所以重正名也。故庙室之乐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类是也。今镇以《文明》之曲献祖庙，以《大成》之曲进皇帝，以《万岁》之曲进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难以施于宗庙、朝廷。

　　《议宫架加磬》曰：

　　镇言：“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按《唐六典》：天子宫架之乐，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宗庙与殿庭同。凡中宫之乐，则以大磬代钟，余如宫架之制。今以镈钟、特磬并设之，则为四十八架，于古无法。皇帝将出，宫架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皇帝兴，宫架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未闻皇帝出入，以特磬为节。

　　《议十六钟磬》曰：

　　镇谓：“清声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徒见于《周礼·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于《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后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于《经》哉？今镇以箫、笛、埙、篪、巢笙、和笙献于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

　　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

　　四年十二月，始命大乐正叶防撰朝会二舞仪。

　　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变：舞人去南表三步，总干而立，听举乐，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顾作猛贲速趫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以干戈相击刺，足不动；再鼓，皆回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进，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左手执干当前，右手执戈在腰为进旅；再鼓，各相击刺；再鼓，各退身复位，整其干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转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击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依前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相击刺，足不动；再鼓，各转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陈其干戈，左右相顾为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并入行，以八为四；再鼓，皆两两对相击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扬其干戈；再鼓，交相击刺；再鼓，皆总干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台讲武；再鼓，皆击刺于东南；再鼓，皆按盾举戈，东南向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击刺于正南；再鼓，皆按盾举戈，南向而望，以象杭、越来朝，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击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北向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击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向而望，以象肃清银、夏；再鼓，皆舞，进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尽即止，以象兵还振旅。

　　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变：舞人立南表之南，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皆右顾右揖；再鼓，皆开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辞，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顾，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为再辞；再鼓，皆左顾，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为固辞；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俯身相顾，初谦，合手当胸；再鼓，皆右侧身、左垂手为再谦；再鼓，皆左侧身、右垂手为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为初辞；再鼓，皆舞，辞如上仪；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再鼓，相向；再鼓，皆顾为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趋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初辞；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顾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躬而授之，正立，节乐则蹲。

　　凡二舞缀表器及引舞振作，并与大祭祀之舞同。协律郎陈沂按阅，以谓节奏详备，自是朝会则用之。

　　八年，太常博士孙谔言：“臣尝奉社稷之祠，亲睹陈设，初疑其阙略而不备，退而考元祐祀仪，乃与所亲见者合焉。其登歌之乐，虽有钟、磬、簨虡、搏拊、柷敔之属，独陈太社坛上，而太稷阙焉。夫宫架不备，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官》制祭祀之法，则有灵鼓以鼓之，有帱帗舞以舞之，有太簇、应钟、《咸池》以极其歌舞之节，此乐文之备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于开元，亦循三代之遗法，于坛之北，宫架备陈，别异天神，中建灵鼓，歌钟、歌虡各设二坛，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礼，凡祭太社、太稷，宜仿《周官》及《开元礼》文，于坛之北备设宫架，钟、匏、竹各列二坛，南架之内，更植灵鼓。”于是集侍从、礼官议增稷坛乐，而添用宫架之说不行。

　　元符元年十一月，诏登歌、钟、磬并依元丰诏旨，复先帝乐制也。

　　二年正月，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按协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以太常少卿张商英荐其知乐故也。初，良辅在元丰中上《乐书》五卷，其书分为四类，以谓：“天地兆分，气数爰定。律厥气数，通之以声。于是撰《释律》。律为经，声为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相为宫，七音运生。于是撰《释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故经之以六律，纬之以五声。声律相协，和而无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于是撰《释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数施设，象隐于形。考器论义，道德以明。于是撰《释器》。”类各有条，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经传，精以讲思，颇益于乐理，文多，故弗著焉。

　　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以大乐之制讹缪残阙，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按，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瞢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

　　汉津至是年九十余矣，本剩员兵士，自云居西蜀，师事唐仙人李良，授鼎乐之法。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汉津尝陈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或谓汉津旧尝执役于范镇，见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说而托于李良。

　　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礼部尚书何执中看详，以谓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愿送讲议司，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旸之论曰：“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壬辰，诏曰：“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风易俗之美化，乃称朕咨诹之意焉。”

　　三年正月，汉津言曰：“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

　　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谓：“崇宁初作乐，请吾指寸，而内侍黄经臣执谓‘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盖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时昺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帝指寸既长于旧，而长笛殆不可易，以动人观听，于是遂止。盖京之子绦云。

　　秋七月，景钟成。景钟者，黄钟之所自出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终于九斛，中声所极。制炼玉屑，入于铜齐，精纯之至，音韵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铭。其文曰：“天造我宋，于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纪。乐象厥成，维其时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龙受之，天地一指。于论景钟，中声所止。有作于斯，无袭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柢。维此景钟，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万年，既多受祉。维此景钟，上帝命尔。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宝之，宋乐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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