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礼志·士庶人丧礼

士庶人丧礼

　　士庶人丧礼。开宝三年十月，诏开封府：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命翰林学士李昉等重定士庶丧葬制度。昉等奏议曰：“唐大历七年，诏丧葬之家送葬祭盘，只得于丧家及茔所置祭，不得于街衢张设。又长庆三年，令百姓丧葬祭奠不得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葬物稍涉僣越，并勒毁除。臣等参详子孙之葬父祖，卑幼之葬尊亲，全尚朴素即有伤孝道。其所用锦绣，伏请不加禁断。其用音乐及栏街设祭，身无官而葬用方相者，望严禁之。其诏葬设祭者不在此限。又准后唐长兴二年诏：五品、六品常参官，丧舆舁者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床；七品常参官舁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床；六品以下京官及检校、试官等，舁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床，并许设纱笼二。庶人，舁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两床。悉用香舆、魂车。其品官葬祖父母、父母，品卑者听以子品，葬妻子者递降一等，其四品以上依令式施行。望令御史台、街司颁行，限百日率从新制；限满违者，以违禁之物给巡司为赏。丧家辄举乐者，谴伶人。他不如制者，但罪下里工作。”从之。

　　九年，诏曰：“访闻丧葬之家，有举乐及令章者。盖闻邻里之内，丧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尝饱，此圣王教化之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亲罹衅酷，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今后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论，预坐人等第科断。所在官吏，常加觉察，如不用心，并当连坐。”

　　景德二年，开封府言：“文武官亡殁，诸寺击钟未有定制。欲望自今大卿监、大将军、观察使、命妇郡夫人已上，即据状闻奏，许于天清、开宝二寺击钟，其声数旋俟进止，自余悉禁。”从之。

　　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识者见之动心。国朝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系官之地安葬。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韩琦镇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至今为美谈。然则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礼法，正守臣之职也。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少裨风化之美。”从之。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荣薿言：“比因臣僚陈请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诚为善政。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况州县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须宽广。乃附郭近便处，官司以艰得之故，有未行摽拨者。既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候将来州县摽拨到荒闲之地，别行取旨。”诏依，仍令诸州依已降指挥，措置摽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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