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河渠志·黄河(5)

黄河(5)

　　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诏：“未得雨泽，权罢修河，放诸路兵夫。”九月丁丑，诏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图领都水，同问行河。

　　十一月丙子，问言：“臣至滑州决口相视，迎阳埽至大、小吴，水势低下，旧河淤仰，故道难复。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图亦以为然，于是减水河之议复起。既从之矣，会北京留守韩绛奏引河近府非是，诏问别相视。

　　二年二月，令图、问欲必行前说，朝廷又从之。三月，令图死，以王孝先代领都水，亦请如令图议。

　　右司谏王觌言：“河北人户转徙者多，朝廷责郡县以安集，空仓廪以振济，又遣专使察视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时，而流转于道路者不已；二麦将熟，而寓食于四方者未还。其故何也，盍亦治其本矣。今河之为患三：泛滥渟滀，漫无涯涘，吞食民田，未见穷已，一也；缘边漕运独赖御河，今御河淤淀，转输艰梗，二也；塘泊之设，以限南北，浊水所经，即为平陆，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择都水、转运而责成耳。今转运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缪，望别择人。”

　　时知枢密院事安焘深以东流为是，两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河入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北限强敌，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决每西，则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辽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而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又朝廷捐东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备预之意深矣。使敌能至河南，则邈不相及。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计也。”

　　王岩叟亦言：“朝廷知河流为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视便利，欲顺而导之，以拯一路生灵于垫溺，甚大惠也。然昔者专使未还，不知何疑而先罢议；专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议复兴。既敕都水使者总护役事，调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复罢。数十日间，变议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为计。北塞之所恃以为险者在塘泊，黄河堙之，猝不可浚，浸失北塞险固之利，一也。横遏西山之水，不得顺流而下，蹙溢于千里，使百万生齿，居无庐，耕无田，流散而不复，二也。乾宁孤垒，危绝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县，皆有终不自保之势，三也。沧州扼北敌海道，自河不东流，沧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师，无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边城失转输之便，五也。河北转运司岁耗财用，陷租赋以百万计，六也。六七月之间，河流交涨，占没西路，阻绝辽使，进退不能，两朝以为忧，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缓而未治可也。且去岁之患，已甚前岁，今岁又甚焉，则奈何？望深诏执政大臣，早决河议而责成之。”太师文彦博、中书侍郎吕大防皆主其说。

　　中书舍人苏辙谓右仆射吕公著曰：“河决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盍因其旧而修其未备乎？”公著唯唯。于是三省奏：“自河北决，恩、冀以下数州被患，至今未见开修的确利害，致妨兴工。”乃诏河北转运使、副，限两月同水官讲议闻奏。

　　十一月，讲议官皆言：“令图、问相度开河，取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处，测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过，其说难行。”十二月，张景先复以问说为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为宜，仍于孙村浚治横河旧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军，春天渐为之可也。朝廷是其说。

　　三年六月戊戌，乃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右相范纯仁言：“圣人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盖天下大势，惟人君所向，群下竞趋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谨也。今圣意已有所向而为天下先矣。乞谕执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进入。’免希合之臣，妄测圣意，轻举大役。”尚书王存等亦言：“使大河决可东回，而北流遂断，何惜劳民费财，以成经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论，但侥幸万一，以冀成功，又预求免责，若遂听之，将有噬脐之悔。乞望选公正近臣及忠实内侍，覆行按视，审度可否，兴工未晚。”

　　庚子，三省、枢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彦博、吕大防、安焘等谓：“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范纯仁、王存、胡宗愈则以虚费劳民为忧。存谓：“今公私财力困匮，惟朝廷未甚知者，赖先帝时封桩钱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数千万物料、兵夫，图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则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设险何与焉？不然，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议。”

　　明日，纯仁又画四不可之说，且曰：“北流数年未为大患，而议者恐失中国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顷西夏本不为边患，而好事者以为不取恐失机会，遂兴灵武之师也。臣闻孔子论为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尝保明，而先示决欲回河之旨，他日败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

　　存、宗愈亦奏：“昨亲闻德音，更令熟议。然累日犹有未同，或令建议者结罪任责。臣等本谓建议之人，思虑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结罪，彼所见不过如此，后或误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决北流，为患非一。淤沿边塘泊，断御河漕运，失中国之险，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孙村故道，岂非上下通愿？但恐不能成功，为患甚于今日。故欲选近臣按视：若孝先之说决可成，则积聚物料，接续兴役；如不可为，则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别求可以疏导归海去处，不必专主孙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赐详酌。”

　　存又奏：“自古惟有导河并塞河。导河者顺水势，自高导令就下；塞河者为河堤决溢，修塞令入河身。不闻干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于是收回戊戌诏书。

　　户部侍郎苏辙、中书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辙大略言：

　　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回河大议虽寝，然闻议者固执来岁开河分水之策。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

　　今建议者其说有三，臣请折之：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灭，失此大利，天实使然。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何由复见？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也。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臣闻河之所行，利害相半，盖水来虽有败田破税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麦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此涨水之说不足听也。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按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契丹之冲。今河既西，则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地无几，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此边防之说不足听也。

　　臣又闻谢卿材到阙，昌言：“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北，水势奔决，上流堤防无复决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已罢归，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盖由元老大臣重于改过，故假契丹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虽已遣百禄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观望风旨也。愿亟回收买梢草指挥，来岁勿调开河役兵，使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误国计。

　　肇之言曰：“数年以来，河北、京东、淮南灾伤，今岁河北并边稍熟，而近南州军皆旱，京东、西、淮南饥殍疮痍。若来年虽未大兴河役，止令修治旧堤，开减水河，亦须调发丁夫。本路不足，则及邻路，邻路不足，则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则虽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将安施乎？”

　　会百禄等行视东西二河，亦以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决不可回。即奏曰：

　　往者王令图、张问欲开引水签河，导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议者疑焉，故置官设属，使之讲议。既开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顾临、王孝先、张景先、唐义问、陈祐之皆谓故道难复。而孝先独叛其说，初乞先开减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势缓，人工物料丰备，徐议闭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则又请以二年为期。及朝廷诘其成功，遽云：“来年取水入孙村口，若河流顺快，工料有备，便可闭塞，回复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势缓矣。回河事大，宁容异同如此！盖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余万，未有指拟，见买数计，经岁未及毫厘，度事理终不可为，故为大言。

　　又云：“若失此时，或河势移背，岂独不可减水，即永无回河之理。”臣等窃谓河流转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无一定。若假以五年，休养数路民力，沿河积材，渐浚故道，葺旧堤，一旦流势改变，审议事理，酾为二渠，分派行流，均减涨水之害，则劳费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谓之一失此时，永无回河之理也？

　　四年正月癸末，百禄等使回入对，复言：“修减水河，役过兵夫六万三千余人，计五百三十万工，费钱粮三十九万二千九百余贯、石、匹、两，收买物料钱七十五万三百余缗，用过物料二百九十余万条、束，官员、使臣、军大将凡一百一十余员请给不预焉。愿罢有害无利之役，那移工料，缮筑西堤，以护南决口。”未报。己亥，乃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四月戊午，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

　　百禄等言：

　　臣等昨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缘界河至海口铺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史张戎之论正合。

　　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一向就下，冲入界河，行流势如倾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祐元年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流深快之验也。

　　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动烦圣听。殊不思大吴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复何虑？藉令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契丹岂不虑乘流扰之乎？

　　自古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雁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间，南北往来之冲，岂塘泺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加以朝夕海潮往来渲荡，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且河遇平壤滩漫，行流稍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不至上烦圣虑。

　　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诏拨提举修河司物料百万与之。甲午，都水监言：“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后，泛滥未著河槽，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以为北流无患，则前二年河决南宫下埽，去三年决上埽，今四年决宗城中埽，岂谓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卧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卧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决，皆在东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经久之计，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目前之急。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相视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工毕，更拨沙河堤第二口泄减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必欲经久，遂作二股，仍较今所修利害孰为轻重，有司具析保明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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