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李觏传

李觏传

　　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亲老，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序》曰：

　　《考工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广，非谓立室之数。“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谓室中。东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东至西可营五室，自南至北可营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为太室，连作余室，则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当于东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处，各虚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为太庙。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谓“中央土”、“居太庙太室”者，言此太庙之中有太室也。太庙之外，当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与太庙相通，为青阳、明堂、总章、元堂四太庙；当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为左个、右个也。

　　《大戴礼·盛德记》：“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夹两牖也。

　　《白虎通》：“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九室、十二坐。”四太庙前各为一门，出于堂上，门旁夹两窗也。左右之个其实皆室，但以分处左右，形如夹房，故有个名。太庙之内以及太室，其实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谓之庙者，义当然矣。土者分王四时，于五行最尊，故天子当其时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严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时之中，与余月有异。故复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庙之名以听朔也。

　　《周礼》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庙，稽之《月令》则备矣，然非《白虎通》，亦无以知窗闼之制也。聂崇义所谓秦人《明堂图》者，其制有十二阶，古之遗法，当亦取之。

　　《礼记外传》曰：“明堂四面各五门。”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国，四门之外。九采之国，应门之外。时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南门之外者北面东上，应门之外者亦北面东上，是南门之外有应门也。既有应门，则不得不有皋、库、雉门。明堂者，四时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门，则余三面皆各有五门。郑注《明堂位》则云“正门谓之应门”，其意当谓变南门之文以为应门。又见王宫有路门，其次乃有应门。今明堂无路门之名，而但有应门，便谓更无重门，而南门即是应门。且路寝之前则名路门，其次有应门。明堂非路寝，乃变其内门之名为东门南门，而次有应门，何害于义？四夷之君，既在四门之外，而外无重门，则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间，岂朝会之仪乎？王宫常居，犹设五门，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门以表之，岂为称哉！

　　若其建置之所，则淳于登云“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玉藻》“听朔于南门之外”，康成之注亦与是合。夫称明也，宜在国之阳。事天神也，宜在城门之外。

　　今图以九分当九尺之筵，东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东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记》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协于戴德《记》也。九室四庙，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庙之面，各为一门，门夹两窗，是为八窗四闼，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阶，采于《三礼图》也。四面各五门，酌于《明堂位》、《礼记外传》也。

　　嘉祐中，用国子监奏，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而卒。觏尝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门人邓润甫，熙宁中，上其《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并《后集》，请官其子参鲁，诏以为郊社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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