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李纲传(4)

李纲传(4)

　　臣昧死上条六事：一曰信任辅弼，二曰公选人材，三曰变革士风，四曰爱惜日力，五曰务尽人事，六曰寅畏天威。

　　何谓信任辅弼？夫兴衰拨乱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与有为，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乃能协济。今陛下选于众以图任，遂能捍御大敌，可谓得人矣。然臣愿陛下待以至诚，无事形迹，久任以责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间之，则君臣之美，垂于无穷矣。

　　何谓公选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资于人才，而创业、中兴之主，所资尤多。何则？继体守文，率由旧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于艰难之际，非得卓荦瑰伟之才，则未易有济。是以大有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参赞翊佐，以成大业。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暗，或指之为党与，或诬之以大恶，或擿之以细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则止，难于自进，耻于自明，虽负重谤、遭深谴，安于义命，不复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伪，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临御以来，用人多矣，世之所许以为端人正士者，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而陛下寤寐侧席，有乏材之叹，盍少留意而致察焉！

　　何谓变革士风？夫用兵之与士风，似不相及，而实相为表里。士风厚则议正而是非明，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数十年来，奔竞日进，论议徇私，邪说利口，足以惑人主之听。元祐大臣，持正论如司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为奸党，颠倒是非，政事大坏，驯致靖康之变，非偶然也。窃观近年士风尤薄，随时好恶，以取世资，潝訿成风，岂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之官，固许之以风闻，至于大故，必须核实而后言。使其无实，则诬人之罪，服谗搜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

　　何谓爱惜日力？夫创业、中兴，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规模可一日而成，鸠工聚材，则积累非一日所致。陛下临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复，僣逆未诛，仇敌未报，尚稽中兴之业者，诚以始不为之规模，而后不为之积累故也。边事粗定之时，朝廷所推行者，不过簿书期会不切之细务，至于攻讨防守之策，国之大计，皆未尝留意。夫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亦无不可为之时。惟失其时，则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难矣。

　　何谓务尽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实一致，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也。人事尽于前，则天理应于后，此自然之符也。故创业、中兴之主，尽其在我而已，其成功归之于天。今未尝尽人事，敌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责功于天，其可乎？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协心同力，尽人事以听天命，则恢复土宇，剪屠鲸鲵，迎还两宫，必有日矣。

　　何谓寅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犹父母之于子，爱之至，则所以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惧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诚。比年以来，荧惑失次，太白昼见，地震水溢，或久阴不雨，或久雨不霁，或当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宁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诚之意，正厥事以应之，则变灾而为祥矣。

　　凡此六者，皆中兴之业所关，而陛下所当先务者。

　　今朝廷人才不乏，将士足用，财用有余，足为中兴之资。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谓魏征为敢言，征谢曰：“陛下导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鳞哉。”今臣无魏征之敢言，然展尽底蕴，亦思虑之极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

　　疏奏，上为赐诏褒谕。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毕之官。六年，纲至，引对内殿。朝廷方锐意大举，纲陛辞，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尽善者五，宜预备者三，当善后者二。

　　时宋师与金人、伪齐相持于淮、泗者半年，纲奏：“两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胜。愿速遣骁将，自淮南约岳飞为掎角，夹击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师屡捷，刘光世、张俊、杨沂中大破伪齐兵于淮、肥之上。

　　车驾进发幸建康。纲奏乞益饬战守之具，修筑沿淮城垒，且言：“愿陛下勿以去冬骤胜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兴之治者无不为，凡可以害中兴之业者无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赏罚，明是非，别邪正，招徕人材，鼓作士气，爱惜民力，顺导众心为先。数者既备，则将帅辑睦，士卒乐战，用兵其有不胜者哉？”

　　淮西郦琼以全军叛归刘豫，纲指陈朝廷有措置失当者、深可痛惜者及当监前失以图方来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张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汉武诛王恢为比。纲奏曰：“臣窃见张浚罢相，言者引武帝诛王恢事以为比。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谈兵，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所发愤，将士解体而不用命，州郡望风而无坚城，陛下将谁与立国哉？张浚措置失当，诚为有罪，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愿少宽假，以责来效。”

　　时车驾将幸平江，纲以为平江去建康不远，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轻动。复具奏曰：

　　臣闻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气，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汉相距于荥阳、成皋间，高祖虽屡败，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鸿沟，羽引而东，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绍战于官渡，操虽兵弱粮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绍辎重，绍引而归，遂丧河北。由是观之，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屈？果出此谋，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销缩，莫有斗心。我退彼进，使敌马南渡，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黠吏奸氓，从而附之，虎踞鸱张，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不可得也。

　　借使敌骑冲突，不得已而权宜避之，犹为有说。今疆埸未有警急之报，兵将初无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惩往事，修军政，审号令，明赏刑，益务固守。而遽为此扰扰，弃前功，挑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岂不重可惜哉！八年，王伦使北还，纲闻之，上疏曰：

　　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奉迎梓宫。今伦之归，与金使偕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不著国号而曰“江南”，不云“通问”而曰“诏谕”，此何礼也？臣请试为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圣，而陛下应天顺人，光复旧业。自我视彼，则仇雠也；自彼视我，则腹心之疾也，岂复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问，冠盖相望于道，卑辞厚币，无所爱惜者，以二圣在其域中，为亲屈己，不得已而然，犹有说也。至去年春，两宫凶问既至，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领。今伦使事，初以奉迎梓宫为指，而金使之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循名责实，已自乖戾，则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后患者，不待诘而可知。

　　臣在远方，虽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诏书，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县，二也。必立约束，欲陛下奉藩称臣，禀其号令，三也。必求岁赂，广其数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尽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从其一，则大事去矣。

　　金人变诈不测，贪婪无厌，纵使听其诏令，奉藩称臣，其志犹未已也。必继有号令，或使亲迎梓宫，或使单车入觐，或使移易将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赋，或朘削土宇。从之则无有纪极，一不从则前功尽废，反为兵端。以为权时之宜，听其邀求，可以无后悔者，非愚则诬也。使国家之势单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为此，固犹不可，况土宇之广犹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与有识者谋之，尚足以有为，岂可忘祖宗之大业，生灵之属望，弗虑弗图，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

　　臣愿陛下特留圣意，且勿轻许，深诏群臣，讲明利害、可以久长之策，择其善而从之。

　　疏奏，虽与众论不合，不上以为忤，曰：“大臣当如此矣。”

　　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纲具奏力辞，曰：“臣迂疏无周身之术，动致烦言。今者罢自江西，为日未久，又蒙湔祓，畀以帅权。昔汉文帝闻季布贤，召之，既而罢归，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誉召臣，一人之毁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顾臣区区进退，何足少多。然数年之间，亟奋亟踬，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实有系于国体。”诏以纲累奏，不欲重违，遂允其请。次年薨，年五十八。讣闻，上为轸悼，遣使赙赠，抚问其家，给丧葬之费。赠少师，官其亲族十人。

　　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远迩。每宋使至燕山，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纲有著《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论语详说》十卷，文章、歌诗、奏议百余卷，又有《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札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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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曰：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其谋数不见用，独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见，与人殊哉？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々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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