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尹洙传

尹洙传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少与兄源俱以儒学知名。举进士，调正平县主簿。历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知光泽县。举书判拔萃，改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有能名。用大臣荐，召试，为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戎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复为掌书记、监唐州酒税。

　　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为武备不可弛。

　　《叙燕》曰：

　　战国世，燕最弱。二汉叛臣，持燕挟虏，蔑能自固，以公孙伯珪之强，卒制于袁氏。独慕容乘石虎乱，乃并赵。虽胜败异术，大概论其强弱，燕不能加赵。赵、魏一，则燕固不敌。唐三盗连衡百余年，虏未尝越燕侵赵、魏，是燕独能支虏也。自燕入于契丹，势日炽大。显德世，虽复三关，尚未尽燕南地。国初，始与并合，势益张，然止命偏师备御。王师伐蜀伐吴，泰然不以两河为顾，是赵、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锐专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顷尝以百万众驻赵、魏，讫敌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战。然我众负城，有内顾心，战不必胜，不胜则事亟矣，故不战未尝咎也。

　　原其弊，在兵不分。设兵为三，壁于争地，掎角以疑其势，设覆以待其进。边垒素固，驱民以守之，俾其兵顿坚城之下，乘间夹击，无不胜矣。盖兵不分有六弊：使敌蓄勇以待战，无他枝梧，一也；我众则士怠，二也；前世善将兵者必问几何，今以中才尽主之，三也；大众傥北，彼遂长驱无复顾忌，四也；重兵一属，根本虚弱，纤人易以干说，五也；虽委大柄，不无疑贰，复命贵臣监督，进退皆由中御，失于应变，六也。兵分则尽易其弊，是有六利也。

　　胜败兵家常势。悉内以击外，失则举所有以弃之，苻坚淝水、哥舒翰潼关是也。是则制敌在谋不在众。以赵、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战。分而帅之，将得专制，就使偏师挫衄，他众尚奋，讵能系国安危哉？故师覆于外而本根不摇者，善败也。昔者六国各有地千里，师败于秦，散而复振，几百战犹未及其都，守国之固也。陈胜、项梁举关东之众，朝败而夕灭，新造之势也。以天下之广谋其国，不若千里之固，而袭新造之势，侥幸于一战，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诵习，谓百世不复用，非甚妄者不谈。然兵果废则已，傥后世复用之，鉴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胜败云。

　　《息戍》曰：

　　国家割弃朔方，西师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环重兵以戍之。虽种落屡扰，即时辑定，然屯戍之费，亦已甚矣。西戎为寇，远自周世，西汉先零，东汉烧当，晋氐、羌，唐秃发，历朝侵轶，为国剧患。兴师定律，皆有成功，而劳弊中国，东汉尤甚，费用常以亿计。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及段纪明，用裁五十四亿，而剪灭殆尽。今西北泾原、邠宁、秦凤、鄜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骑卒与冗卒，较其中者，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白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方前世数倍矣。平世屯戍，且犹若是，后虽有他警，不可一日辍去，是十万众，有增而无损期也。国家厚利募商入粟，倾四方之货，然无水漕之运，所挽致亦不过被边数郡尔。岁不常登，廪有常给，顷年亦尝稍匮矣。傥其乘我荐饥，我必济师，馈饟当出于关中，则未战而西垂已困，可不虑哉？

　　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为今之计，莫若籍丁民为兵，拟唐置府，颇损其数。又今边鄙虽有乡兵之制，然止极塞数郡，民籍寡少，不足备敌。料京兆西北数郡，上户可十余万，中家半之，当得兵六七万。质其赋无他易，赋以帛名者不易以五谷，畜马者又蠲其杂徭。民幸于庇宗，乐然隶籍。农隙讲事，登材武者为什长、队正，盛秋旬阅，常若寇至。以关内、河东劲兵傅之，尽罢京师禁旅，慎简守帅，分其统，专其任。分统则兵不重，专任则将益励，坚其守备，习其形势，积粟多，教士锐，使虏众无隙可窥，不战而慑。《兵志》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其庙胜之策乎？

　　又为《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凡《杂议》共九篇上之。

　　赵元昊反，大将葛怀敏辟为经略判官。洙虽用怀敏辟，尤为韩琦所深知。顷之，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以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副之，复以洙为判官。洙数上疏论兵，请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边事，及讲求开宝以前用兵故实，特出睿断，以重边计。又请减并栅垒，召募土兵，省骑军，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时诏问攻守之计，竦具二策，令琦与洙诣阙奏之。帝取攻策，以洙为集贤校理。洙遂趋延州谋出兵，而仲淹持不可。还至庆州，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因发庆州部将刘政锐卒数千，趋镇戎军赴救，未至，贼引去。夏竦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当时言者谓福之败，由参军耿傅督战太急。后得傅书，乃戒福使持重，毋轻进。洙以傅文吏，无军责而死于行阵，又为时所诬，遂作《悯忠》、《辨诬》二篇。

　　未几，韩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贤院。上奏曰：

　　汉文帝盛德之主，贾谊论当时事势，犹云可为恸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乐、严安尚以陈胜亡秦、六卿篡晋为戒。二帝不以危乱灭亡为讳，故子孙保有天下者十余世。秦二世时，关东盗起。或以反者闻，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尽，不足忧，乃悦。隋炀帝时，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隐贼数，不以实闻，或言贼多者，辄被诘。二帝以危乱灭亡为讳，故秦、隋宗社数年为丘墟。陛下视今日天下之治，孰与汉文？威制四夷，孰与汉武？国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爱民，诚万万于秦、隋矣。至于西有不臣之虏，北有强大之邻，非特闾巷盗贼之势也。

　　自西夏叛命四年，并塞苦数扰，内地疲远输。兵久于外而休息无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谓“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此之时，陛下宜夙夜忧惧，所以虑事变而塞祸源也。陛下延访边事，容纳直言，前世人主。勤劳宽大，未有能远过者。然未闻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此贱臣所以感愤于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数更，恩宠过滥，赐与不节。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尔，非有难动之势也。而因循不革，弊坏日甚。臣谓陛下不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者，以此。

　　未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于下也。异时民间，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视之；今则不然，相与窃语，以为不久当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轻于下也。命令轻，则朝廷不尊矣。又闻群臣有献忠谋者，陛下始甚听之，年复一人沮之，则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终，颇自诎其谋，以为无益，此命令数更之弊也。

　　夫爵赏，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时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缘以求恩泽，从中而下谓之“内降”。臣闻唐氏政衰，或母后专制，或妃主擅朝，树恩私党，名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内臣贤而才者，当与大臣公议而进之，何必袭“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从之，则坏陛下纲纪；不从，则沮陛下德音。坏纲纪，忠臣所不忍为；沮德音，则威柄轻于上。且尽公不阿，朝廷所以责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挠之，而欲责大臣之不私，难矣。此恩宠过滥之弊也。

　　夫赐予者，国家所以勤功也。比年以来，嫔御及伶官、太医之属，赐予过厚。民间传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积聚。陛下用之，不甚爱惜，今之所存无几。疏远之人，诚不能知内府丰匮之数，但见取于民者日烦，即知畜于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国家自西方宿兵，用度浸广，帑藏之积，未必悉为赐予所费，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晓，独见陛下行事感动尔。往岁闻边将王珪，以力战赐金，则无不悦服；或见优人所得过厚，则往往愤叹。人情不可不察，此赐予不节之弊也。

　　臣所论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从谀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独四夷之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愿先正于内，以正于外。然后忠谋渐进，纪纲渐举，国用渐足，士心渐奋。边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恶闻忠言所以亡，远法汉王不讳危乱所以存，日亲盛德，与民更始，则天下幸甚。

　　仁宗嘉纳之。

　　改太常丞、知泾州。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会郑戬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为前此屡困于贼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势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罢之。时戬已解四路。而奏沪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沪，不至；命张忠往代之，又不受。于是谕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戬论奏不已，卒徙洙庆州而城水洛。又徙晋州，迁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会士廉诣阙上书讼洙，诏遣御史刘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亡以偿。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罢去，尝假公使钱为偿之，又以为尝自贷，坐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天下莫不以为湜文致之也。徙监均州酒税，感疾，沿牒至南阳访医，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韩琦为洙言，乃追复故官，及官其子构。

　　洙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其为文简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尤练习。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又欲训土兵代戍卒，以减边费，为御戎长久之策，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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