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著传_宋名臣碑传

吕公著传

　　▼吕正献公公著传〔实录〕

　　元祐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薨。公著字晦叔，世本河东人。自从祖蒙正相太宗，因家于开封。父夷简相仁宗，谥曰文靖。公著幼不好弄，嗜学忘寝食，夷简尤器之，曰：“它日必至公辅。”仕为奉礼郎，登庆历二年进士第，累迁殿中丞。诏试馆职，不就。皇祐初，就判吏部南曹，仁宗谕曰：“知卿有恬退之节。”赐五品服。嘉祐中，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数言濮安懿王在殡，请燕北使无用乐，辍上元游幸，废温成庙为祠殿，多见听用。擢天章阁待制，召试知制诰，三辞不就。除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三品服。寿星观建真宗神御殿，公著言：“都城中真宗有三御殿，而营建不已，非祀无丰眤之义。”

　　治平元年，为谏议大夫。时修庆宁宫，建本命殿。公著言：“畿内、京东西、淮南饥，修宫非急务，宜罢以息民。”王畴为枢密副使，知制诰钱公辅坐封还词头贬。公著极论公辅举职不宜黜。九月五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公著言：“陛下始初清明，而亲经术，讲治道，愿不惜顷刻之间，以御经筵。”从之。

　　二年，同判流内铨，除龙图阁直学士。郊祀，摄太仆参，上问：“今之郊与古之郊何如？”对曰：“古之郊也，贵诚而尚质；今之郊也，盛仪卫而已。”因言仁宗亲祀，去黄茵，不入小次，上皆循用之。诏廷臣议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称皇伯考，公著曰：“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及诏下称亲，公著言“于仁宗有两考之嫌。”又班濮王讳，公著曰：“此群臣于上前不当耳，不宜与祖宗七庙讳同。”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瞻坐论濮王事贬，公著曰：“陛下临御以来，纳谏之风未形于天下，而诲等以言事去，非所以风示天下。”争之不可，因累章乞补外。上曰：“学士朕所重，岂得轻去朝廷。”复恳请家居者百余日。上遣内侍杨安道敦请，且戒云：“吕公著劲直，宜徐劝谕之语，无太迫也。”起就职，数日，复请去，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顷之，兼宝文阁学士、知通进银台司。时御史中丞司马光罢学士，公著封还制书，言：“光以言举职而赐罢，则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矣。陛下虽有欲治之心，而安危利害何从而知？”于是内出光诰付阁门，又言：“诰不由封驳而出，则是职因臣而废。乞正臣之罪，以正纪纲。”上手批其奏：“俟迩英当谕朕意。”后数日讲退，独留之，语曰：“朕欲光劝讲左右，非为其言事也。”公著请不已，会奉使契丹使还，解银台司。

　　熙宁元年，修《英宗实录》，转礼部侍郎、知开封府。自夏秋滛雨地震，公著言：“自昔人君遇灾异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能相与以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夫众人之言不一，而至当之论难见。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私先入之言，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惟恐不合于君，则其势易亲；正人惟恐不合于义，则其势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盖未有正事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之而勉修之。”数月，请罢，复还翰林兼侍读学士。

　　礼官议欲用唐故事，五月朔，请御大庆殿受朝，因上尊号。公著言：“五月会朝，始于唐德宗，取术数厌胜之，宪宗以下罢之。况尊号非古典，不系人主重轻。”于是罢议尊号不受。近臣有请吏非领郡者兼任监司，公著曰：“人才类伏下流，而资格愈峻，则简拔愈难。审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试而无效则已之。及请增馆合之选，以长育人才。文武官致仕，非素有罪戾者，宜给俸以示始终。”多用其言。

　　二月，拜御史中丞。时兄公弼方为枢密使，特听不避，固辞，亦不许。王安石秉政，始置三司条例司，行青苖助敛法。公著极论其不可，曰：“自昔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者，亦有未胁之以威、胜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今在位之贤者，率以此举为非，而议者一切以流俗浮论诋黜之，岂有昔者贤而今皆不肖乎？”会韩琦论青苖不便，罢河北安抚使。公著坐尝面奏：“若韩琦因人心不忍，如赵鞅举晋阳之甲，除君侧之恶，陛下何以待之？”罢为翰林学士、知颍州。宋敏求草公著词云：“敷陈失实，援据非宜。”上令陈升之易，乃曰：“厚诬藩镇，兴除恶之名；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其后公著为相，提举修《实录》，尝辨其不然云。

　　五年，复宝文阁学士，召还经筵，辞疾，提举嵩山崇福宫。

　　八年，彗星见，诏求直言。公著疏曰：“陛下临朝，愿治日已久，左右前后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实者，此任事之臣负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贤不肖，盖素定也。今则不然，前日举之，以为天下之至贤；后日逐之，以为天下之至不肖。其于人才既反复而不常，则于政事亦乖戾而不当矣。古之为政，初不信于民者有之矣，郑之子产是也。一年而郑人怨之，三年而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兹矣，舆人之诵，亦未异于七年之前也，陛下独不察乎？”

　　十年，起知河阳。召还，提举中太一宫。

　　元丰元年，除翰林学士承旨，恳辞，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西院。一日，迩英进读罢，上与之极论治道，遂及释、老虚寂之旨。公著曰：“尧、舜知此道乎？”上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此，然常以知人安民为难，此所以为尧、舜也。”上又言唐太宗能以权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成帝业者，以其屈已从谏耳。”上善其言。顷之，拜同知枢密院事。时有请复肉刑者，诏执政议。公著曰：“后世礼教疏而刑狱繁，肉辟不可复，将有踊贵屦贱之讥。”或欲取天府死囚试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则此法遂行矣。”议遂寝。

　　三年，官制行，改正议大夫，充枢密副使。四年，复同知枢密院。乞补外，上赐手札曰：“顾在廷之臣，可托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无逾卿者，可亟起视事。”初，夏人幽其主秉常，上将大举兵讨之。公著曰：“问师之罪，当得人，为帅未得人，不如勿举。”及兵兴，河东、陕西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数为上言其状。

　　五年，辞枢密，乃以资政殿学士、光禄大夫知定州。是年九月，永乐城陷。奏至，上特开天章阁，对辅臣曰：“边民疾弊如此，独吕公著为朕言之，它人未尝及也。”在定州，坐违制使禁卒护送囚徒，降秩，徙知扬州。久之，除资政殿大学士，复降官。神宗将建储，谕执政曰：“来年皇子出就学，当以吕公著为师傅。”

　　哲宗即位，加银青光禄大夫，召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未至，太皇太后遣使迎，问其所欲言。公著奏曰：“先帝即位之初，臣与学士命草诏，以宽民力为先。既而秉政者建议变旧法，以侵民为意，言不便者一切以沮坏新法斥去之。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陛下既深烛其弊，诚得中正之士，使讲求天下利害，上下协力而为之，宜不难矣。”至则建言曰：“人君即位之始，宜讲求修德为治之要，以正其始。”乃条上十事：曰畏天，曰爱民，曰修身，曰讲学，曰任贤，曰纳谏，曰薄敛，曰省刑，曰去奢，曰《无逸》。

　　又言：“先帝定官制，设谏员之目甚备，宜选忠鲠敢言士，遍置诸左右，使职谏诤。”从之。拜尚书左丞。官制行，三省并建，而中书独为取旨之地，门下、尚书奉行而已。公著言：“三省官，均辅臣也，正如同舟共舆，以济江陆，当一心并力以修政事。诸事干三省者，自今执政同进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为令。迁门下侍郎，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提举修神宗实录。先是，执政五日或三日一聚都堂，事多长官专决，同列不预可否。至公著秉政，始日聚都堂，遂为故事。司马光薨，公著独总揆务，所除吏皆一时之选，而端良质厚之士居多焉。时科举专用王安石经义，士无自得之学，而朝廷文辞之官渐难其选。神宗以答高丽书不称旨，尝以为言。议者欲以诗赋代经义，公著请于经义科中益以诗赋，而先经义，以尽多士之能。

　　又戒有司“无以《老》《庄》《书》出题，而学者不得以申、韩、释氏书为说，参用古今诸儒之学，无专用王氏。”又复贤良方正科，以致异能之士。边谷旧法储三年而不足，公著请增为五年，大出籴本钱以助之，边用益给。吐蕃大酋领鬼章清宜结者，董毡之别将也，性凶悍，为洮、河之患者二十年。间朝廷罢兵，减陇右戍，又知夏人之怨失兰州也，遂合从寇边。公著建议遣军器监丞游师雄谕旨诸将，以便宜出师。不逾月，熙河将种谊生擒鬼章致阙下，夏人因遣使修朝贡之职。

　　元祐三年，恳辞位，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自宋兴，大臣以三公平章军国者四人，二人，公著父子也，士艳其荣。诏建第于东府之南，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三省、枢密院条例所当阙者，目曰“军马事”焉。一月三至经筵，间日一入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其出也不以时，盖异礼也。四年，以寝疾告，不能朝，薨，年七十二。辍视朝三日，乘舆临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葬。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

　　公著识虑深敏，量闳而学粹，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诚，不事表襮。其好士乐善，出于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闻，相参核以待上求。神宗尝谓执政曰：“吕公著之于人材，其言不欺，如权衡之称物。”上前议政事，尽诚去饰，博取众人之善以为善，至其所当守，毅然不可回夺之。初入馆，与王安石善，后安石秉政，公著为中丞，安石冀其助已己而公著论其过，不为少屈也。绍圣元年，用谏官翟思、张商英、周秩章疏，削公著谥，毁所赐神道碑。四年二月，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又贬昌化军司户参军，尽夺遗表等恩数。

　　元符三年，徽宗皇子生，诏公著可复太子太保。于是尽给还遗表等恩数，追取贬昌化军司户参军告毁抹。议者谓节副告亦当毁，而用事者不以为然，故止追告。崇宁元年五月，有司言复官太优，诏降授左光禄大夫。自是蔡京擅朝，指公著为奸党首恶，始置《元祐党籍》。三年六月，刻石文德殿及尚书省，又颁其书天下，立石于监司、郡守厅事。其后徽宗因灾异感悟，毁石刻，尽除党禁，有诏复公著银青光禄大夫。今上绍兴元年，追复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子希哲、希绩、希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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