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之失败_清史纪事本末

卷六十八自立军之失败

　　德宗光绪二十六年，秋七月，秦鼎彝起兵于安徽之大通，不克，走日本。鼎彝，湖南长沙人，一名邮，又名俊杰。上年秋，东渡日本游学，是年二月返沪。时康有为等居日本，以保皇会名义募集海外华侨巨款，使刘阳、唐才常在沪招集同志，为内应，将图大举，一时声势颇震动，湘阳林圭奕因汉上之众以应之。鼎彝乃自沪至皖之大通，运动水师弁卒，共图起事，并与皖抚卫队管带孙道毅深相结纳，密输军大予之，以为响应计。方与汉上约期并发，为大通保甲局委员许鼎霖侦悉，告密巡抚王之春，下令戒严。彝见事泄，仓猝发难，督率水师，占领盐局，局员钱绶甫逃，防营管带萧镇江守中立。之春闻警，派营官邱显铭率所部至通捍御，并令芜湖防营统领李本钦就近率大队来通，以助军势。鼎彝挥兵搏斗甚力，卒以兵单寡败绩，余众四散，鼎彝仅以身免，仍走日本。

　　汪镕谋起事于湖南，事泄自杀。镕，安徽人，幼从父宦游湖南。自德据胶、澳，感于外患日亟，創设白话报于芜北，以开通民智自任。未几，政变，朝士被杀者六人，株连甚众，镕愤然曰：“康某日言变法，为清廷效忠，尚不见容于满人，横遭诛窜，天下事尚可为乎？”因鼓吹益力。及是年五月，拳匪乱作，开衅列强，大局益危。时唐才常倡破坏于沪上，林圭等谋举事于汉皋，镕亟思结合湖南会党，以为发难地。大会湘省志士于定王台，以掣于经济之缺乏，不能大有所设施，复赴汉约师期。时主南路者，为清泉杨暨，主西路者为武陵何来堡，均谋响应。未几，大通失败，湘抚俞廉三迎合督臣张之洞意旨，大索党人。镕兄鉴以县佐候缺长沙，热中于进，乃告密于劣绅王先谦，凡与镕有连者，悉罗列无遗。先谦上之廉三，乃缇绮四出，镕方自汉归，闻被捕，始知为兄所卖，仰药死之。复逮其次兄瑶，下之狱。鉴叙功，得保知县。

　　唐才常谋起兵湖北之汉口，事发被杀。先是，长沙毕永年幼读衡阳王氏遗书，慨然具种族思想。弱冠后，即结纳乡中会党，以为异日利用地。浏阳潭嗣同深敬其人，因与缔交。政变之前数日，永年至北京，观察政局，造康有为，语不合，乃为书抵嗣同，历陈利害，劝之行。嗣同不果，永年遂东渡。嗣同卒及于祸，永年至日本，晤广东香山孙文、日本人宫崎寅藏，与语，皆大合，旋揩日人平山周回华运动，出入湘省者凡三次。偕各会党首领赴香港，组织兴中会。自湘、鄂至长江一带，两粤、闽、浙之间，皆为所鼓动，方谋克期大举，以乏饷械故，迟迟未发。时有为得保皇会款，才常欲因其资，联络嗣同旧部师襄等发难南方，为嗣同复仇，方别有所组织，永年亦才常反，因往说之，以勤王光复相与辨论一日夜，卒以宗旨不合，永年恸哭而去，弃为僧，居粤之普陀，所部遂归于才常。密布长江上下游，窥武汉，欲因而袭取之，为根据地。才常复组织正气会于上海，以为机关，寻易会名为自立，开国会于张园，志士至者数千，公推香山容闳为会长，福建候官严复为副会长，才常为总干事，林圭及长沙沈荩皆干事。

　　圭，湘阴人，为才常弟子，而亦永年挚友也。初游学日本，上年冬返国，偕行者，慈利李炳襄、田邦璇，武陵蔡钟浩，长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建议欲着手湖南之运动。挈一日本人，拟建立学校或报馆、译书局，暗设自立会机关部，不果行。圭乃至汉口，设自立国会，散放富有票，起自立军，分地段以设旅馆，为会友及其他党徒往来寄宿之处，而东南独立之基础已立。其旅馆在汉口者曰宾贤公，襄阳曰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荆州曰集紧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刊布会章，称新造自立之国。其规条有不认满洲为国家，及本国会深懔危亡等语。分立五军，以大通为前军，鼎彝统之；安庆为后军，邦璇统之；常德为左军，龙阳陈犹龙统之；新堤为右军，荩统之；汉口为中军，圭自统之。而推才常为督办，分途增募兵勇数十营。上游则界四川之宜昌，下游则界江西之武穴，南则界湘之荆州，北则界汉之襄阳、随州、当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堤、沙洋、嘉鱼、蒲圻、崇阳、监利，皆其势力范围所及。诸事粗定，值北方拳乱事作，圭思利用此时机而起，促才常发上海。才常至汉，定期是月十五日大举，以部署未整，缓之。而长江防范严，军耗不能达大通，至期而大通已举事，以后路不及响应，无援而溃。后屡迁期，而二十五，而二十九，至是，事败，时二十七夜也。

　　才常、圭、炳寰、邦璇及长沙瞿河清、向联陞，沅陵王天曙，湖北潜江傅慈祥，广东香山黎科、黄自福，福建漳浦郑保晟，直隶宛平蔡成煜，同系者十三人。翌日，又捕获七人，皆见害。方才常之在汉也，尝藉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言独立。之洞先颔之。故当自立军之厚集兵力，时时过江点兵。又大通前军之败，距是时已十余日，之洞固皆熟闻之，而不予发觉，然卒狐疑莫能自定。才常以之洞无复可望，乃示绝于之洞，而扬言于外人曰：倘张之洞奉满廷之伪谕以排外（是年五月，联军攻大沽，之洞电奏北京，言臣应不带兵北上御敌，恭候朝命。后为江督刘坤一阻止）吾必先杀张之洞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语浸闻于之洞，继又侦知才常等之所为，与己绝反对，且将布告在汉各国领事，据武昌独立。之洞乃突发而擒之。才常题诗狱壁中，有剩好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之句。

　　圭为人沈鸷有条理，主持军中一切交通之力甚大，而其谋国之忠，历境之艰，尤为同人中之杰出者。炳寰志趣弘伟，文思敏瞻。从圭治军书，遇事赞画，翩翩记室才也。邦璇魄力尤雄，学识绝流俗，自安庆计划失败，退至汉口，遗诗数章，读之皆凛凛有生气。慈祥、科保晟、成煜四人，乃留学日本陆军学生，时以暑假归，与谋，不数日而及于难。永年宗旨主急进而多方略，与人交开诚布公，故群贤乐为之用。汉事未起以前，一夫倡说，举国同声，皆永年一人十余年前奔走呼号之力也。自是湖北杀人无虚日，以护军营二百人驻汉口铁政局，形迹之稍涉嫌疑者皆不免，约死百余人，湖南数亦称是。盖湘抚俞廉三承之洞旨，任用劣弁刘俊棠、杨明远、熊海门，劣员王祖荫等，要功觊利，恣意搜索，同时两湖骚然。其在湖南死事之最著称者，汪镕外，为唐才中、蔡钟浩、何来保、方成祥、徐德、姚小琴、李生芝、汪楚珍、李英、徐崑、陈保南、易瑞林、李广顺、莫海楼、仇长庚、李如海、沈竹亭及臬幕李运航，骈死者亦百余人，惟杨暨走免。才中自其兄才常被逮于汉口，以脱于难，奔新堤，旋入湘以集军，遂及于难。钟浩治事机警，始从才常部署于汉上，事败返武陵，方有所谋画，忽被逮。来保被执于辰州，槛送长沙杀之。生芝于汉上事败之后，复于慈利联合沙市会众，成十余营，图再举，时有“慈利官班子”之号。其势力范围之大，可以概见。运航以汉寓检查信据，得其寄予炳寰家书，言及进兵湖南事，有曰：“一路来，当为王者之师，毋得杀戮过甚。”遂以是定谳。逾年，廉三复名，捕长沙舒闰祥。闰祥闻之，愤言曰：“士可杀不可辱。”因饮药以殉。

　　沈荩起兵于湖北之新堤，附近之崇阳、监利及湖南之临湘、沅州、湘潭各起应之，皆败绩。荩在新堤，闻汉上以迂缓失事，亟起发难于新堤，而崇阳、监利与湖南临、沅、潭等邑群起响应。时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师遂溃。黄南阳、李寿金、曾广文、王昌年皆被执，死之。荩走武昌。

　　二十九年夏六月，沈荩被执于京师，命立毙杖下。荩自新堤失败之后，欲着手中央之运动，乃走北京，至天津。时联军屯聚于津沽，荩通刺谒联军诸将士，而与日帅尤治谋藉奉魁案以尽复满族，因条列诸凶名及其罪款，致诸联军。于是载勋、启秀、载漪、载澜之徒，分别诛窜几尽，闻者称快。荩既居北京二年，时值联俄党与俄人订密约于北京，荩侦知之，悉为揭载于日本各新闻，于是政府备受东京留学生及各友邦之诘责。有内务府郎中庆宽者，前以身家不清，为御史钟德祥所劾，籍其家。既落职，日思复官不得。尝随刘学询至海外，谋捕康有为，亦不获。

　　又检讨吴式钊，初亦自附于新党，后以沈鹏事牵连禠职。二人固皆识荩，欲陷之以图开复。乃相与协谋，发荩以上三事，先商之鄂督张之洞、前驻日使臣李盛铎，然后因权阉李莲英以告密，即日传旨步军统领，协同工巡局，捕荩于城内三条胡同。既上狱，太后命毋庸覆奏，捶毙之。乃以竹鞭鞭背，至四时之久，血肉横飞，惨酷万状，而犹未死，以绳勒其颈始绝。时月之初八日也。自荩惨死后，国中舆论大哗。上海人士大开追悼会于愚园，男女至者及千。外人亦大不平，以为中国政府如此野蛮，各国实难以平等相待，惟有以强硬手段，使之恐惧。而外部叠接驻扎各国使臣警报，谓各国政府观于此事，逆料中国居大位者，将有不得久安之势。且有某某等国将重翻庚子庇匪旧案，索当时罪魁之幸免者，于此时再行正罪。英外部大臣蓝斯唐更于上议院论及此事之非，故各西报持论，皆谓沈荩之死，震动人心，较之日俄开战尤当。

　　编者曰：自立军，世人所谓勤王之师也。因其会章有曰：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忠君爱国之实，以济时艰，人遂指为保皇之铁证。然其序则有曰：低头腥膻，自甘奴隶。又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其军中之真相，究为何若？但观其词气之闲，已有隐隐流露者矣。盖平心论之，是时内地风气未开，闻谈民权变法者，莫不色骇而却走。唐氏固知之，以为中国有数千年之习惯，即满清有三百年之驯伏，非藉忠君爱国之名词，不足以号召天下。故一时人杰，如毕永年氏、余杭章炳麟氏，皆常以此相驳诘，而唐氏勿顾也。不然，当日军中之健将，如林圭氏、秦鼎彝氏、汪镕氏、沈荩氏，皆天纵之才，岂轻为人所嬲合者。况后此之特起民军以光复我汉族者，即出于自立之军将也。是则唐氏及当年在事诸同人之隐志，又乌可不亟为揭明之，以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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