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会计

会计

　　顺治初，既除明季三饷，南服诸省尚未底定，岁入本少，而频年用兵，经营四方，供亿不赀，岁出尤钜。至九年，海宇粗定，岁入则地丁等款徵银二千一百二十六万两有奇，盐课徵银二百一十二万两有奇，关税等银一百余万两，米、麦、豆之徵本色者五百六十二万石有奇。岁出则诸路兵饷需千三百余万两，王公官俸各费需二百余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等款三百余万两。其后兵饷增至二千四百万两，地丁亦至二千五百余万两。

　　康熙之初，三藩叛逆，岁入地丁等款，自二千六百余万减至二千一百余万。二十一年，三藩削平，岁入地丁等银复至二千六百三十四万两有奇，盐课银亦至二百七十六万两有奇，关税等银二百余万两，米、麦、豆之徵本色者为六百三十四万石有奇。雍正初年，整理度支，收入颇增。

　　至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地丁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余万两有奇，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余万，是为岁入四千数百余万之大数，而外销之生息、摊捐诸款不与焉。

　　岁出为满、汉兵饷一千七百余万两，王公百官俸九十余万两，外藩王公俸十二万两有奇，文职养廉三百四十七万两有奇，武职养廉八十万两有奇，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十四万两有奇，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祭祀、宾客备用银五十六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银十二万两有奇，织造银十四万两有奇，宝泉、宝源局工料银十万两有奇，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银八万两有奇，京师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八万两有奇，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余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六百余万两，岁不全支，更定漕船岁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是为岁出三千数百余万之大数，而宗室年俸津贴、漕运旗丁诸费之无定额者，各省之外销者不与焉。

　　自是至道光之季，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用，及历次事例之开，盐商等报效修河工料之摊徵，凡为不时之入与供不时之出者，为数均钜。然例定之岁入岁出，仍守乾隆之旧。是以乾隆五十六年，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银四千十三万两，岁出银三千五百十万两。道光二十二年，岁入银三千七百十四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均有奇。咸丰初年，粤匪骤起，捻、回继之，国用大绌。迄于同治，岁入之项，转以釐金洋税大宗，岁出之项，又以善后筹防为钜款。

　　光绪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奏：“旧入之款，如地丁杂税、盐务杂款等，共四千万，今止入二千七八百万。新入之款，如洋税一千二百万，盐釐三百万。旧出款，如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四千万，今止支二千四五百万。新有出款，如西征、津防两军约一千万，各省防军约一千万。”

　　十七年，户部奏更定岁出岁入，以光绪七年一年岁出入详细册底为据。言：“臣部为钱粮总汇之区，从前出入均有定额。入款不过地丁、关税、盐课、耗羡数端，出款不过京饷、兵饷、存留、协拨数事，最为简括。乃自军兴以来，出入难依定制。入款如扣成、减平、提解、退回等项，皆系入自出款之中。出款如拨补、筹还、移解、留备等项，又皆出归入款之内。汇核良非易易。此次所办册籍，以地丁、杂赋、地租、粮折、漕折、漕项、耗羡、盐课、常税、生息等十项为常例徵收，以釐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等四项为新增徵收，以续完、捐输、完缴、节扣等四项为本年收款。除去蠲缓未完各数，通计实入共收银八千二百三十四万九千一百九十八两，是为银收。以陵寝供应、交进银、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廪膳、赏恤、修缮、河工、采办、办漕、织造、公廉、杂支等十七项为常例开支，以营勇饷需、关局、洋款、还借息款等四项为新增开支，以补发旧欠，豫行支给两项为补支豫支，以批解在京各衙门银两一项为批解支款。除去欠发未报各数，通计实出共支银七千八百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是为银支。原奏并及钱收、粮收、钱支、粮支，实为明覈。今按十七年岁入岁出之籍，入项为地丁二千三百六十六万六千九百一十一两，杂赋二百八十一万有一百四十四两，租息十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两，粮折四百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八两，耗羡三百万四千八百八十七两，盐课七百四十二万七千六百有五两，常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两，釐金一千六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一两，洋税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节扣二百九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四两，续完七百十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四两，捐缴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两，均有奇。统为岁入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两有奇。出项为陵寝供应等款十三万五百五十九两，交进十八万两，祭祀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三两，仪宪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两，俸食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两，科场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饷乾二千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两，驿站一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有九两，廪膳十一万二千有二十九两，赏恤五十二万五千二百十六两，修缮二百二十万九千七百四十八两，采办四百有三万三千九百有三两，织造一百有三万四千九百十五两，公廉四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两，杂支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两，勇饷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十三两，关局经费三百十四万四千六百十六两，洋款三百八十六万一千五十一两，补支一千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两，豫支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七十三两，解京各衙门饭食经费各项支款三百四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统为岁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

　　再三年为甲午，朝鲜役起，军用浩繁，息借洋款、商款。及和议既定，又借俄、法、英、德之款付日本赔款，增摊各省关银一千二百万两，益以汇丰、克萨、华商各款本息，及新增宋庆等军饷，共八百万。盖岁出之增于前者二千万。迨于庚子，复酿兵祸。辛丑约成，遂有四万五千万之钜，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万两有奇。二十九年，以练新军，复摊各省练兵经费，而各省以创练新军，办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筹之款。奉天一省警费至三百余万两。湖北一省拨提地丁钱价充学费者六十万两。捐例停于二十七年，以练兵复开，至三十二年复停。

　　庚子以后新增之徵收者，大端为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徵收丁漕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之类；盐捐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税、行盐口捐之类；官捐如官员报效、酌提丁漕盈余、酌提优缺盈余之类；加釐加税如菸酒土药之加釐税、百货税之改统捐、税契加徵之类；杂捐如彩票捐、房铺捐、渔户捐、乐户捐之类；节省如裁节绿营俸饷、节省河工经费、核扣驿站经费、节省各署局经费之类；实业如铁路、电局、邮政收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工厂商局余利之类。出款自赔款、练兵费、学、警、司法诸费外，各官署新增费亦为大端。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岁入为类八：曰田赋，经常四千六百十六万四千七百有九两，临时一百九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皆有奇。曰盐茶课税，经常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曰洋关税，经常三千五百十三万九千九百十七两。曰常关税，经常六百九十九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临时八千五百二十四两。曰正杂各税，经常二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曰釐捐，经常四千三百十八万七千九百七两。曰官业收入，经常四千六百六十万八百九十九两。曰杂收入，经常一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一百有一两，临时一千六百有五万六百四十八两。附列者为类二：曰捐输，五百六十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三两。曰公债，三百五十六万两。皆临时岁入。岁出为类十八：曰行政，经常二千六百六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两，临时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四两。曰交涉，经常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一百有三十两，临时六十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曰民政，经常四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两，临时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一两。曰财政，经常一千七百九十万三千五百四十五两，临时二百八十七万七千九百有四两。曰洋关经费，经常五百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七两，临时九千一百六十三两。曰常关经费，经常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二两。曰典礼，经常七十四万五千七百五十九两，临时五万四千有三十七两。曰教育，经常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十六两，临时一百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两。曰司法，经常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九两，临时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两。曰军政，经常八千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十一两，临时一千四百万有五百四十六两。曰实业，经常一百六十万三千八百三十五两。曰交通，经常四千七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两，临时七百有八十万四千九百有八两。曰工程，经常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二四百两，临时二百有二万二千有六十四两。曰官业支出，经常五百六十万四百三十五两。曰各省应解赔款、洋款，三千九百有十二万九百二十二两。曰洋关应解赔款、洋款，一千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七两。曰常关应解赔款、洋款，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两。曰边防经费，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有八两。附列者为类一：曰归还公债，四百七十七万二千六百十三两。统为岁入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两有奇。岁出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有奇。十二月，资政院覈覆，于岁入有增加，于岁出有减削。次年即值变更国体，故有预算而无决算。盖自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即奏准令京师各衙署及各省实报岁入岁出，又于各省设财政监理官以督之。凡昔日外销之款项，与夫杂捐陋规之类，及新定之教育、司法、实业、军政、外债诸费，皆列于簿书期会，故较顺治、康熙之出入多至十倍。兹录之以见一代财政之盈亏焉。

　　其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钜者，乾隆初次金川之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九百余万两。二次金川之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嘉庆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红苗之役，湖南一省请销一千有九十万。洋匪之役，广东一省请销三百万两。道光初次回疆之役，一千一百余万两。二次回疆之役，七百三十万两。英人之役，一千数百万两。咸丰初年粤匪之役，二千七百万，其后江南大营月需五十万两，徽宁防营月需三十万两，则一年亦千万。湖北供东征之需者，岁四百余万，湖南亦不赀。而北路及西南各省用兵之费不与焉。同治中，曾国藩奏湘军四案、五案，合之剿捻军需，共请销三千余万两。李鸿章奏苏沪一案、二案，合之淮军西征两案，共请销一千七百余万两。左宗棠奏西征两案，共请销四千八百二十余万两。此外若福建援浙军需，合之本省及台湾军需，截至三年六月，已逾六百万两。四川、湖南援黔军需，岁约四百万两，积五年二千万两。云南自同治二年至同治十二年，请销军需一千四百六十余万两。而甘肃官绅商民集捐银粮供军需者，五千余万两，再加各省广中额学额计之，当不下数万万。光绪中，惟中法之役用三千余万两。若西征之饷，海防之饷，则已入年例岁出，不複列。

　　河工，自康熙中即趋重南河。十六年大修之工，用银二百五十万两。原估六百万两，迨萧家渡之工，用银一百二十万两。自乾隆十八年，以南河高邮、邵伯、车逻坝之决，拨银二百万两。四十四年，仪封决河之塞，拨银五百六十万两。四十七年，兰阳决河之塞，自例需工料外，加价至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两。浙江海塘之修，则拨银六百余万两。荆州江堤之修，则拨银二百万两。大率兴一次大工，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嘉庆中，如衡工加价至七百三十万两。十年至十五年，南河年例岁修抢修及另案专案各工，共用银四千有九十九万两，而马家港大工不与。二十年睢工之成，加价至三百余万两。道光中，东河、南河于年例岁修外，另案工程，东河率拨一百五十余万两，南河率拨二百七十余万两。逾十年则四千余万。六年，拨南河王营开坝及堰、盱大堤银，合为五百一十七万两。二十一年，东河祥工拨银五百五十万两。二十二年，南河扬工拨六百万两。二十三年，东河牟工拨五百十八万两，后又有加。咸丰初，丰工亦拨四百万两以上。同治中，山东有侯工、贾庄各工，用款二百余万两。光绪十三年，河南郑州大工，请拨一千二百万两。其后山东时有河溢，然用款不及道光之什一。

　　赈务，康熙中，赈陕西之灾，用银至五百余万两。乾隆七年，江苏、安徽夏秋大水，抚恤、正赈、加赈，江苏给被灾军民等米共一百五十六万石有奇，银五百五万两有奇。安徽给被灾军民等米八十三万石有奇，银二百三十三万两有奇。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此其最钜者。其后直隶、山东、江苏、河南、湖北、甘肃诸省之灾，发帑截漕及资于捐输者，不可胜举。嘉庆初，山东曹、单等县灾，赈银米合计三四百万两。六年，以直隶水灾，拨赈银一百万两，截漕米六十万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诸省之因灾赈恤者，节次糜帑，均不下数十百万。资于捐输者，如十九年江苏、安徽之灾，至二三百万两。道光十一年，拨江苏赈需银一百余万两。二十七年，赈河南灾银一百余万两。二十八年，赈河北灾银一百三十八万两。二十九年，拨江苏等四省赈灾银一百万两。而安徽、浙江之截留办赈者，皆近百万，江苏一省则一百四十余万，此外尚多，而官绅商民捐输者尚不与。光绪初，山西、河南、陕西之灾，拨帑截漕为数均钜，合官赈、义赈及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郑州河决，赈需河南用银二百五十余万两。时各省有水旱之灾，辄请开赈捐。直隶自十六年之水至二十一年海啸之灾，用银七百余万两。山东自十一年后，频年河溢，至二十五年，用银七百余万两。江苏自十五年之水至二十四年淮、徐、海之灾，用银五百余万两。二十七年秦、晋之灾，则开实官捐以济之，为数至七百六十万两有奇。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余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余两。

　　清代田赋徵粮之数，乾隆三十一年，为八百三十一万七千七百石有奇。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自岁漕京师外，留充本省经费。直隶、奉天、山西、陕西、甘肃、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则全充本省经费。光绪十年，新疆改行省，岁徵粮二十七万一千石有奇，亦全充本省经费。吉林、黑龙江之徵米者亦如之。各省驻防旗营官兵、绿营兵丁皆支月米。凡留充本省经费者，大率供旗绿营月支米豆之需，有余则报粜易银候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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