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东林党议(5)

第六十六卷东林党议(5)

　　怀宗崇祯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言：“臣入都抵抄，凡攻崔、魏者，必引东林为并案。一则曰‘邪党’，再则曰‘邪党’。夫崔、魏而既邪党矣，向之劾忠贤、论呈秀者，又邪党乎？虚中言之，东林则亦天下之才薮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标，而或绳人过刻；树高明之帜，而或持论太深；此之谓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则不可。且天下之议论，宁涉假借，而必不可不归于名义；士人之行已，宁任矫激，而必不可不准诸廉隅。自以假借矫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毁裂廉隅，背叛名义矣。连篇颂德，匝地生祠。夫颂德不已，必将劝进；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犹宽之曰‘无可奈何’。嗟乎！充一无可奈何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议者论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亦所谓悖也。今大狱之后，汤火仅存，恩论酌用。乃任事诸臣，犹以‘道学封疆’四字，持为铁案，深防报复，臣窃以为过计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见，总属崔、魏之异已，即可化牛、李为同心。况年来借东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败，不须东林报复。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乔岳矣，虽百东林乌能报复哉！臣所谓方隅未化也。

　　（韩爌清忠有执，圣谕鉴知。而廷议殊有异同，则徒以票拟熊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时议独杀一廷弼，岂平论哉！此爌之所以阁笔也。然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则又不可谓后之人能杀廷弼，而爌独不能杀之也。词臣文震孟三月居官，昌言获罪，有人如此，雅谓千秋。而起用之旨再下，悠谬之谈日甚，岂以其前兄从龙不逞之事乎？夫贤愚相越，古今多有，不闻柳下惠膺盗跖之诛，司马牛受向魁之罚，臣所谓正气未伸也。总之，臣论不主调停，而主别白，不争二臣之用舍，而争一日之是非。至于海内讲学书院，凡经逆珰矫旨毁拆者，俱宜葺复如故。盖书院、生祠相为胜负，生祠毁，书院岂不当复哉！”疏入，上不纳。御史杨维垣以词臣持论之偏，疏驳之。元璐复上言：“维垣疏臣持论甚谬，怪臣盛称东林，以东林之尊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然亦知东林中有首参魏忠贤之杨涟、提问崔呈秀之高攀龙乎？且当时于三才特推其挥霍之略，未尝不指之为贪。于廷弼特未即西市之诛，未尝不坐之以辟，则犹未为失论失刑也。今忠贤穷凶极恶，维垣犹曰‘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而何况三才！虎彪结交近侍，律当处斩，初拟止于削夺，维垣不闻驳正，又何况廷弼。而以臣为谬，臣也不受也。维垣又怪臣盛称韩爌，夫舍爌触珰婴祸之迹，加以说情罔利，已非矣。如廷弼特票免一枭，未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贿之说，逆珰借为杨、左诸人追赃地耳。维垣奈何尚守是说乎？而以臣为谬，臣不受也。维垣又怪臣盛称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论，即如王纪清正着声，以参沈㴶忤逆珰而谴斥，震孟则以荐王纪而降削，均得罪于逆珰者也。维垣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之辈，较超阶躐级之俦，孰为荣辱？自此义不明，于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为颂德生祠，希蟒玉驰驿者，遂呼父呼九千岁而不顾。而以臣为谬，臣不受也。维垣又怪臣盛称邹元标，夫谓都门聚讲为非宜，则可；谓元标讲学有邪谋，则不可。逆珰毁书院，遂正人，箝学士大夫之口。自元标以伪学见驱，而逆珰遂以真儒自命，学宫之席，俨然揖先圣为平交，使元标诸人在，岂遂至此！而以臣为谬，臣不受也。维垣又极力洗发臣‘假借矫激’四字。夫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为颂德生祠，使有一人假借而不颂不祠，岂不犹赖是人哉！非谓东林之名义尽假借也。东林自邹元标、王纪、高攀龙、杨涟外，如顾宪成、赵南星、冯从吾、陈大受、周顺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学、真骨力、真气节、真清操、真吏治，岂有所矫激假借而然？而曰臣大谬，臣益不受也。维垣以为真小人待其贯满可攻去之，崔、魏之贯满久矣，不遇圣明，谁攻去之？维垣终以无可奈何之时，为颂德生祠者解嘲。假令呈秀舞蹈称臣于逆珰，诸臣亦以为不可异同而舞蹈称臣奈乎？又令逆珰以兵劫诸臣使从叛逆，诸臣便亦畏而从之，以为适直无可奈何之时乎？维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当以崔、魏为对案。’臣谓正当以崔、魏为对案也。夫人品试之崔、魏而定矣。有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恨，必欲杀之逐之，此正人也。有攻东林之人，虽为崔、魏所借，而劲节不阿，或逐或远，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明镜别妍媸。而揭揭代逆珰分谤，臣愿维垣之熟计之也。”上是之。）

　　时元璐屡言事，大学士来宗道常曰：“渠何事多言？吾词林故事，惟香茗耳！”时谓宗道“清客宰相”。

　　五月，御史袁弘勋劾大学士刘鸿训：“一入黄扉，扬扬自得。浃旬之间，革职闲住无虚日。最可异者，杨所修、贾继春、杨维垣，夹攻表里之奸，有功无罪而诛锄禁锢，自三臣始。且军国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毁《要典》。谓水火玄黄，是书为祟。今毁矣，水火玄黄息耶战耶？未毁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类；既毁以后，鸿训又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长此安穷”！镇抚司佥书张道浚亦讦攻鸿训。工科给事中颜继祖争之，且言：“道浚出位乱政，非重创不止。”御史史范、高捷相继弹鸿训，鸿训寻以事罢归。

　　十一月庚申，会推阁员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等。礼部尚书温体仁讦谦益，天启初主试浙江，贿中钱千秋，不宜枚卜。上召廷臣及体仁、谦益于文华殿，质辨良久。上曰：“体仁所参‘神奸结党谁’也？”曰：“谦益党与甚众，臣不敢尽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谦益主持。”吏科给事中章允儒曰：“体仁资深望轻，如纠谦益，何不先于枚卜也？”体仁曰：“前犹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党之说，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鉴。”上叱之，下锦衣卫狱，削籍。

　　礼部以钱千秋试卷呈，上责谦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为民。下千秋于刑部。周延儒曰：“自来会推会议，皆故事，仅一二人主持，余无所言。即言出，而祸随之矣。”上大称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体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对称旨，至是，枚卜，谦益必欲得之，而虑以延儒同推，势必用延儒，遂力推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适滋上疑耳。于是党同之疑，中于上者深。体仁发难，而延儒助之，谦益不知也。忽蒙召对，谦益自为枚卜定于此日。及入见，方知有体仁疏。体仁与谦益廷辨，体仁言如涌泉，而谦益出不意，颇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

　　召廷臣于文华殿。先是，御史毛九华劾礼部尚书温体仁有媚珰诗刊本。上问体仁，体仁谓出自钱谦益诬论。又出御史任赞化参体仁疏，其语亵，上不怿，谪赞化于外。御史吴甡言：“因温体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壮、瞿式耜，今又斥任赞化，班行无色。乞召还言官。”不听。

　　三年五月，左谕德文震孟上言：“吕纯如罗织诸贤，今籍奥援，思借边才起用。吏部尚书王永光假窃威柄，年例变乱祖制，考选摈斥清才。”疏入，命指实具奏。永光有清执，东林以其异已，给事中张国维、御史毛羽健等交劾之。俱不问。至是，震孟再纠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编修黄道周疏救钱龙锡，调外。初，定魏、崔逆案，辅臣钱龙锡主之。袁崇焕之狱，御史史𡎊力谋借崇焕以报龙锡，因龙锡以啰及诸臣，周延儒、温体仁主之。欲发自兵部，而尚书梁廷栋不敢任。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狱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时大学士韩爌亦被劾归。

　　二月，给事中葛应斗纠御史袁弘勋、锦衣卫都督同知张道浚，通赂窃权。命下理。弘勋受参将胡宗明、主事赵建极贿，嘱于兵部尚书梁廷栋、吏部尚书王永光。弘勋、道浚，皆永光所任也，俱论戍。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论永光诲贪崇墨，永光罢。

　　五月，释故大学士钱龙锡狱，戍定海卫。龙锡出狱，周延儒即过之，极言上怒甚，挽回殊难，龙锡深德之。未几，温体仁至，龙锡因述延儒语。体仁曰：“上固不甚怒也。”于是闻者谓体仁质直而延儒虚伪，然亦体仁之巧于挤延儒也。嘉善钱士升为龙锡门生，闻体仁语，颇多之，而轻延儒，体仁遂与相结。

　　五年春正月，刑科给事中吴执御奏荐黄克缵、刘宗周等，御史吴彦芳奏荐李瑾、李邦华等。上以其朋比，恶之，下彦芳、执御于理。坐上书不以实律，杖为城旦。

　　六年三月，刑科都给事陈赞化劾大学士周延儒“招权纳贿、游客李元功借丛威人。延儒尝语去辅李标事云：‘上先允放，余封还原疏，上即改留。颇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是何语，岂徒小人之轻泄乎！至指借停刑，以罔贿利，此固通国所共闻也”。且引刑科给事李世祺为证。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问。户科给事中朱文焕亦劾延儒“重荷国恩，毫无补救”。六月，大学士周延儒罢。始，温体仁与延儒深相结纳，延儒力援之以进。至是，体仁将夺其位，太监王坤疏攻延儒，体仁无一语相助。于是陈赞化屡纠延儒，即“羲皇上人”一语，穷究不已。体仁知上意，凡与延儒为难者，必阴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诎。延儒放归。

　　七年三月，召大学士何如宠入朝，在道屡引疾，不许。刑科给事中黄绍杰奏言：“从来君子小人，不能并立。如宠徘徊瞻顾，则次辅温体仁当知所自处矣。自体仁为相，水旱洊臻，盗贼满路，燮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窥旨必热。中外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则曰：‘此与体仁不合也。’行一事，则曰：‘此体仁所不乐也。’凡此，皆召变之由。乞命体仁引咎辞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责其率妄，调外。

　　八月甲戌，石廷臣于平台，问谁堪冢宰总宪者，令各给条对。吏部左侍郎张捷曰：“臣之所举，与众不同。”上许之。勋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东室。捷旁皇四顾，大学士王应熊目属之，诸臣觉其异。及问所荐，则前兵部吕纯如也。时诸臣或举郑三俊，勋戚亦如之。或举唐世济。捷曰：“总宪世济可，冢宰非纯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纯如之长。诸臣以纯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给事中姜应申言之尤力，捷失色。上问温体仁，对曰：“谢升可。”上是之。应熊故善周延儒，而纯如又与延儒善者，故体仁阴持之。给事中范淑泰、吴甘来交章劾王应熊、张捷同谋党附，计翻逆案。

　　乙亥，召南京吏部尚书谢升为吏部尚书，以唐世济为左都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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