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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高祖石敬瑭本纪(2)


  天成三年(928)四月,明宗回到洛阳,又诏令加封高祖为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唐尹、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五月三日加封驸马都尉。长兴元年(930)二月,明宗到南郊圆丘祭天行礼完毕,加封高祖为检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户,随即令高祖回去就任。当时邺都是全国最繁荣富庶的地方,而当地的风俗粗犷剽悍,老百姓多有纠纷诉讼,高祖令他们到官府衙门投诉,逐件阅览,一年后,案宗堆满了几案,收审在狱中的人非常多,当时的舆论因此不满。九月,东川董璋叛乱,朝廷令高祖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兼理东川行府事务。十月,高祖从魏博到任,率军西征。第二年春天,因蜀道险要艰难,粮食运输不能供上,明宗下令班师回朝。四月,又兼任六军诸卫副使。六月,改任河阳节度使,仍兼握兵权。

  当时,秦王从荣上奏:“我见北方频频报告,契丹族移帐边塞,吐浑、突厥已侵犯我边陲,戍守的士兵虽多,但没有统帅,应尽早任命一员大将,以安定云州、朔州。”明宗说:“你们商讨决定。”从荣又同各位大臣上奏:“将帅校官里面,只有石敬瑭、康义诚二人可以担负这一重任。”高祖本来就不愿做禁军副帅,就便上奏:“我愿北上担任此职。”明宗说:“你为我出征,没有办不成的事。”到接受诏令,仍不免去他六军副使职务,高祖拖延托辞回避。十一月二日,明宗又对侍臣说:“云州报告,契丹从幽州移帐南下,说是就草放牧,冬天完了也不退回,其祸患严重了。”枢密使范延光上奏说:“已经商议由石敬瑭与康义诚北征,然而这件事要决定下来,还得等皇上下旨。”高祖上奏说:“我虽然不才,但怎敢回避事情,进退唯命是听。”明宗说:“您替我前去,很切合大家的商议。”因此就定下来了。十一月四日,加封兼任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另兼职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地军队蕃汉马步军总管,改赐竭忠匡运宁国功臣名号。第二天,在中兴殿宴饮,高祖捧杯为明宗祝寿,趁便上奏说:“我虽微小怯懦,想到边陲大事,岂能不竭力尽忠,只是我远离京都,长久见不到皇上,不能随时申报。”高祖再拜告辞,明宗流泪打湿了衣襟,左右近臣奇怪皇上过度悲伤,后来果然从此与高祖永诀,没能再度相见了。十二月,明宗去世,高祖听到消息,像丧失父母一样悲痛不止。应顺元年(934)一月,闵帝继承王位,加封高祖为中书令,又增食邑领地。

  高祖性情俭朴,不曾经常享受声乐美色甘味,每次从官府回家,必召集幕僚宾客讨论民间利害和刑律政治上的得失,明了而难犯过错,事情大多亲自裁决。曾经有一店铺妇人与一士兵打官司,妇人说:“我在门口曝晒的粟米,被他的马吃掉了。”然而那士兵则恳切申辩,但没有办法使自己清白。高祖对审问的官吏说:“两人讼词不能分辨,凭什么裁决?可以杀掉马剖开马肠,看里面有没有粟米,如果有,则诛杀兵士,如果没有,则处死妇人。”于是杀马剖肠,马肠里没有粟米,因此杀了那妇人。治区内人民因此肃然,没有谁敢欺骗诈坑人了。三月,调任镇守常山,经他治理的方镇,都以孝道为先,看到民间有父母在世而兄弟分居的人,必依法处死。勤于政事,官衙没有滞留的诉讼案子。常山的属邑九门,有人把土地卖给分居了的兄长,价格谈不好,于是转卖给他人。那人要他兄长帮助订立契约,兄长坚持压低土地价格,因而诉讼到县令那里,县令认为弟兄都不仁义,送到了府衙。高祖督察此案说:“人的不仁义,是由于州里长官我才到,教化还没有达到,我很是惭愧啊。如从大道理上讲,兄长要良田,弟弟求好价,顺应弟弟是正确的,阻止弟弟是错误的。兄长更不仁义,应该重重地鞭笞他,用高价买田的人应得到那块土地。”官吏百姓都佩服他的明察。

  到岐阳发生兵变,推举潞王为天子,闵帝急令高祖奔赴京都,打算将国家命运托付与他。闵帝从洛阳逃往卫州,与高祖在途中相遇,于是一起进入卫州。当时闵帝近臣将对高祖采取不利行动,高祖察觉到了,因而抓获了随从闵帝的一百多骑兵。闵帝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与高祖长恸而别,高祖派刺史王弘贽安置闵帝在公家的房舍后就离去了,不久,闵帝被潞王杀害,高祖后来为此长期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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