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李藩传

李藩传

　　李藩，字叔翰，赵郡人。曾祖至远，天后时李昭德荐为天官侍郎，不诣昭德谢恩，时昭德怒，奏黜为壁州刺史。祖畬，开元时为考功郎中，事母孝谨，母卒，不胜丧死。至远、畬皆以志行名重一时。父承，为湖南观察使，亦有名。

　　藩少恬淡修检，雅容仪，好学。父卒，家富于财，亲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务散施，不数年而贫。年四十余未仕，读书扬州，困于自给，妻子怨尤之，晏如也。杜亚居守东都，以故人子署为从事。洛中盗发，有诬牙将令狐运者，亚信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冤，争之不从，遂辞出。后获真盗宋瞿昙，藩益知名。

　　张建封在徐州，辟为从事，居幕中，谦谦未尝论细微。杜兼为濠州刺史，带使职，建封病革，兼疾驱到府，阴有冀望。藩与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语兼曰：“仆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来，欲何也？宜疾去！不若此，当奏闻。”兼错愕不虞，遂径归。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怨藩甚。既归扬州，兼因诬奏藩建封死时摇动军中。德宗大怒，密诏杜佑杀之。佑素重藩，怀诏旬日不忍发，因引藩论释氏，曰：“因报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审如此，君宜遇事无恐。”因出诏。藩览之，无动色，曰：“某与兼信为报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论，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释，亟追藩赴阙。及召见，望其仪形，曰：“此岂作恶事人耶！”乃释然，除秘书郎。

　　王绍持权，邀藩一相见即用，终不就。王仲舒、韦成季、吕洞辈为郎官，朋党辉赫，日会聚歌酒，慕藩名，强致同会，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辈好为讹语俳戏，后召藩，坚不去，曰：“吾与仲舒辈终日，不晓所与言何也。”后果败。迁主客员外郎，寻换右司。时顺宗册广陵王淳为皇太子，兵部尚书王纯请改名绍，时议非之，皆云：“皇太子亦人臣也，东宫之臣改之宜也，非其属而改之，谄也。如纯辈岂为以礼事上耶！”藩谓人曰：“历代故事，皆自不识大体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复正，无足怪也。”及太子即位，宪宗是也。宰相改郡县名以避上名，唯监察御史韦淳不改。既而有诏以陆淳为给事中，改名质；淳不得已改名贯之，议者嘉之。

　　藩寻改吏部员外郎。元和初，迁吏部郎中，掌曹事，为使所蔽，滥用官阙，黜为著作郎。转国子司业，迁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耶！”裴垍言于帝，以为有宰相器，属郑絪罢免，遂拜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藩性忠荩，事无不言，上重之，以为无隐。

　　四年冬，顾谓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给人足，或国贫下困，其故何也？”藩对曰：“古人云：‘俭以足用。’盖足用系于俭约。诚使人君不贵珠玉，唯务耕桑，则人无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与不足！自然帑藏充羡，稼穑丰登。若人君竭民力，贵异物，上行下效，风俗日奢，去本务末，衣食益乏，则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然国贫家困，盗贼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鉴前古，思跻富庶，躬尚勤俭，自当理平。伏愿以知之为非艰，保之为急务，宫室舆马，衣服器玩，必务损之又损，示人变风，则天下幸甚。”帝曰：“俭约之事，是我诚心；贫富之由，如卿所说。唯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似有逾滥，极言箴规，此固深期于卿等也。”藩等拜贺而退。

　　帝又问曰：“禳灾祈福之说，其事信否？”藩对曰：“臣窃观自古圣达，皆不祷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谓河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获罪，孔子以为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请祷，仲尼以为神道助顺，系于所行，己既全德，无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祷久矣。’《书》云：‘惠迪吉，从逆凶。’言顺道则吉，从逆则凶。《诗》云：‘自求多福。’则祸福之来，咸应行事，若苟为非道，则何福可求？是以汉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见超然，可谓盛德。若使神明无知，则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则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悦也，况于明神乎！由此言之，则履信思顺，自天祐之，苟异于此，实难致福。故尧、舜之德，唯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义于人者和于神。’盖以人为神主，故但务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汉兵，古今明诫，书传所纪。伏望陛下每以汉文、孔子之意为准，则百福具臻。”帝深嘉之。

　　时河东节度使王锷用钱数千万赂遗权幸，求兼宰相。藩与权德舆在中书，有密旨曰：“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藩遂以笔涂“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舆失色曰：“纵不可，宜别作奏，岂可以笔涂诏耶！”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别作奏！”事果寝。李吉甫自扬州再入相，数日，罢藩为詹事。后数月，上思藩，召对，复有所论列。元和六年，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赠户部尚书。藩为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颇后韦贯之，然人物清规，亦其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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