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礼仪志二

礼仪志二(1)

　　隋文帝开皇中，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造明堂木样以献。帝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炀帝时，恺复献明堂木样并议状，属迁都兴役，事又不就。终于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坛设祀。

　　高祖受禅，不遑创仪。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议其制。贞观五年，太子中允孔颖达以诸儒立议违古，上言曰：“臣伏寻前敕，依礼部尚书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议，以为‘从昆仑道上层祭天’。又寻后敕云：‘为左右阁道，登楼设祭。’臣检六艺群书百家诸史，皆名基上曰堂，楼上曰观，未闻重楼之上而有堂名。《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楼、明观，其义一也。又明堂法天，圣王示俭，或有翦蒿为柱，葺茅作盖。虽复古今异制，不可恒然，犹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飐秸，器尚陶匏，用茧栗以贵诚，服大裘以训俭，今若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古之文，实堪疑虑。按《郊祀志》：汉武明堂之制，四面无壁，上覆以茅。祭五帝于上座，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无四壁，未审伯庄以何知上层祭神，下有五室？且汉武所为，多用方士之说，违经背正，不可师祖。又卢宽等议云：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是以朝觐祭祀，皆在庙堂，岂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往则劳勚圣躬。侍卫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非敢固执愚见，以求己长。伏以国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群臣详议。”

　　侍中魏征议曰：“稽诸古训，参以旧图，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百虑一致，异轸同归。洎当涂膺箓，未遑斯礼；典午聿兴，无所取则。裴頠以诸儒持论，异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适从，遂乃以人废言，止为一殿。宋、齐即仍其旧，梁、陈遵而不改。虽严配有所，祭享不匮，求之典则，道实未弘。夫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心不可极，故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故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臣等亲奉德音，令参大议，思竭尘露，微增山海。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睹，事资通变。若据蔡邕之说，则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为，则又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议，非无用舍。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有则象，又事多故实。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人神不杂，礼亦宜之。其高下广袤之规，几筵尺丈之制，则并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廓千载之疑议，为百王之懿范。不使泰山之下，惟闻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独称汉武之图。则通乎神明，庶几可俟，子来经始，成之不日。”议犹未决。

　　十七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议曰：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始之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舛驳，互执所见，巨儒硕学，莫有详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断。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徒以战国纵横，典籍废弃；暴秦酷烈，经礼湮亡。今之所存，传记杂说，用为准的，理实芜昧。然《周书》之叙明堂，纪其四面，则有应门、雉门，据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及左个、右个，与四时之次相同，则路寝之义，足为明证。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带以弓〈革蜀〉，祠于高禖。下九门磔禳以御疾疫，置梁除道以利农夫，令国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观其所为，皆在路寝者也。《戴礼》：“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堂一筵。”据其制度，即大寝也。《尸子》亦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斯皆路寝之征，知非别处。大戴所说，初有近郊之言，复称文王之庙，进退无据，自为矛盾。原夫负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库之内，亦何云于郊野哉？《孝经传》云“在国之阳”，又无里数。

　　汉武有怀创造，询于搢绅，言论纷然，终无定据，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远近，无择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虽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议营创。孔牢等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其实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称经传无文，不能分别同异。中兴之后，蔡邕作论，复云明堂太庙，一物二名。郑玄则曰：“在国之阳，三里之外。”淳于登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颍容《释例》亦云：“明堂太庙，凡有八名，其体一也。”苟立同异，竞为巧说，并出自胸怀，曾无师祖。审夫功成作乐，理定制礼，草创从宜，质文递变。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随时之义，断可知矣。假如周公旧章，犹当择其可否；宣尼彝则，尚或补其阙漏。况郑氏臆说，淳于謏闻，匪异守株，何殊胶柱？愚谓不出墉雉，迩接宫闱，实允事宜，谅无所惑。但当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贻范于来叶。区区碎议，皆略而不论。

　　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发德音，久令详议。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为五帝之后，两汉已前，高下方圆，皆不相袭。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何必论户牖之多少，疑阶庭之广狭？若恣儒者互说一端，久无断决，徒稽盛礼，昔汉武欲草封禅仪，博望诸生，所说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臣之愚诚，亦望陛下斟酌繁省，为其节文，不可谦拒，以淹大典。”寻以有事辽海，未暇营创。

　　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玄幽赞，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应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纪处天之业。且合宫、灵府，创鸿规于上代；太室、总章，标茂范于中叶。虽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其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其归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灵，聿遵孝享，而法宫旷礼，明堂寝构。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稔，作范垂训，今也其时。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务依典礼，造立明堂。庶旷代阙文，获申于兹日；因心展敬，永垂于后昆。其明堂制度，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国子秘书官、弘文馆学士同共详议。”

　　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仍郑玄义，以为明堂之制，当为五室。内直丞孔志约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义，以为九室。曹王友赵慈皓、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诸儒纷争，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议为是，乃令所司详定形制及辟雍门阙等。

　　明年六月，内出九室样，仍更令有司损益之。有司奏言：

　　内样：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请从内样为定。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并不用。又内样：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飨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飨，总于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于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楯、檐，或为未允。请据郑玄、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其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圆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余基，节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一丈一尺。内样：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同，请依为定。其户依古外设而不开。内样：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间，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屋盖形制，仍望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五色，请依《周礼》白盛为便。其四向各随方色。请施四垣及四门。

　　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三辅黄图》云“水广四周”，与蔡邕不异，仍云“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位》、《阴阳录》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广二十四丈，恐伤于阔，今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

　　殿垣，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门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陈设，犹恐窄小。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玄阃，四角造三重魏阙。

　　此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眕等请为五室。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帝曰：“明堂之礼，自古有之。议者不同，未果营建。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工部尚书阎立德对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暗，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断在圣虑。”上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由是且止。

　　至乾封二年二月，详宜略定，乃下诏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绪。奉二圣之遗训，抚亿兆以初临，驭朽兢怀，推沟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岁稔时和，人殷俗阜。车书混一，文轨大同。检玉泥金，升中告禅，百蛮执贽，万国来庭，朝野俱娱，华夷胥悦。但为郊禋严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犹阙合宫。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辍寝，讨论坟籍，错综群言，采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赜，斟酌前载，制造明堂。栋宇方圆之规，虽兼故实；度筵陈俎之法，独运财成。宣诸内外，博考详议，求其长短，冀广异闻。而鸿生硕儒，俱称尽善，搢绅士子，并奏该通。创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礼获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时起作，务从折中，称朕意焉。”于是大赦天下，改元为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明年三月，又具规制广狭，下诏曰：

　　合宫听朔，阐皇轩之茂范；灵府通和，敷帝勋之景化。殷人阳馆，青珪备礼；姬氏玄堂，彤璋合献。虽运殊骊翰，时变质文，至于立天中，建皇极，轨物施教，其归一揆。考图汶上，仅存公玉之仪；度室圭躔，才纪中元之制。属炎精坠驾，睿宫毁籥，四海沦于沸鼎，九土陷于涂原。高祖太武皇帝杖钺唐郊，收钤雍野，纳祥符于苍水，受灵命于丕山。飞沈泳沫，动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协降火而登坛；丰谷断蛇，应屯云而鞠旅。封金贷岭，昭累圣之鸿勋；勒石丸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化明堂，显庸太室。傍罗八柱，周建四门，木工不琢，土事无文，丰约折衷，经始勿亟，阙文斯备，大礼聿修。

　　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总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处二仪之中，定三才之本，构兹一宇，临此万方。自降院每面三门，同为一宇，徘徊五间。按《尚书》，一期有四时，故四面各一所开门；每时有三月，故每一所开三门；一期十有二月，故周回总十二门。所以面别一门，应兹四序，既一时而统三月，故于一舍而置三门。又《周易》三为阳数，二为阴数，合而为五，所以每门舍五间。院四隅各置重楼，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维，故四楼。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异色，故其墙各依本方之色。

　　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礼》“黄琮礼地”。郑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则知地形八方。又按《汉书》，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登地之坛，形象地，故令为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径二百八十尺。按《汉书》，阳为六律，阴为六吕。阳与阴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为阳数，八为阴数。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尺。按《汉书》，九会之数有四十，合为二百八十，所以基径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错综阴阳之数。以明阳不独运，资阴和以助成；阴不孤行，待阳唱而方应。阴阳两顺，天地咸亨，则百宝斯兴，九畴攸序。基每面三阶，周回十二阶，每阶为二十五级。按《汉书》，天有三阶，故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故周回十二阶。又按《文子》，从凡至圣，有二十五等，故每阶二十五级。所以应符星而设阶，法台耀以疏陛，上拟霄汉之仪，下则地辰之数。又列兹重级，用准圣凡。象皇极之高居，俯庶类而临耀。

　　基之上为一堂，其宇上圆。按《道德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按《汉书》：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又按《周礼》，“苍璧礼天”。郑玄注：璧圆以象天。故为宇上圆。堂每面九间，各广一丈九尺。按《尚书》，地有九州，故立九间。又按《周易》，阴数十，故间别一丈九尺，所以规模厚地，准则阴阳，法二气以通基，置九州于一宇。堂周回十二门，每门高一丈七尺，阔一丈三尺。按《礼记》，一岁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门。又按《周易》，阴数十，阳数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阳数五，阴数八，故阔一丈三尺。所以调兹玉烛，应彼金辉，叶二气以循环，逐四序而迎节。堂周回二十四窗，高一丈三尺，阔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明。按《史记》，天有二十四气，故置二十四窗。又按《书》，一年十二月，并象闰，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数一，地数十，故阔一丈一尺；又天数九，地数十，并四时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櫺。又按《周易》，八纯卦之本体，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窗，象风候气，远周天地之数，曲准阴阳之和。

　　堂心八柱，各长五十五尺。按《河图》，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长五十五尺。耸兹八柱，承彼九间，数该大衍之规，形符立极之制。且柱为阴数，天实阳元，柱以阴气上升，天以阳和下降，固阴阳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为四辅。按《汉书》，天有四辅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内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辅明化，上交下泰，表里相成，叶台耀以分辉，契编珠而拱极。八柱四辅之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易》，天数五，地数十，并五行之数合而为二十，故置二十柱。体二仪而立数，叶五位以裁规，式符立极之功，允应刚柔之道。八柱四辅之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记》，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则乾图，上符景宿，考编珠而纪度，观列宿以迎时。八柱四辅之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按《汉书》，有八节、八政、八风、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调风御节，万物资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区仰而贻则。外面周回三十六柱。按《汉书》，一期三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岁时而致用，顺寒暑以通微，璇玑之度无愆，玉历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总有三等。按《周易》，天、地、人为三才，故置柱长短三等。所以拟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体万物以资生，长短兼运。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礼记》，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为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职设官，翊化资于多士；开物成务，构春厦藉于群材。其上槛周回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汉书》，九会之数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采坤策之玄妙，法甲乙之精微，环回契辰象之规，结构准阴阳之数。又基以象地，故叶策于坤元；柱各依方，复规模于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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