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朝大晟乐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徽宗朝大晟乐

　　崇宁三年正月甲辰，魏汉津言：“臣闻通二十四气，行七十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于乐。伏羲以一寸之器，名为含微，其乐曰《扶桑》；女娲以二寸之器，名为苇籥，其乐曰《光乐》；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为黄钟之律。后世因之，至唐虞未尝易。洪水之变，乐器漂荡。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律从而生焉。商、周以来，皆用此法。因秦火，乐之法度尽废。汉儒张苍、班固之徒，惟用累黍容盛之法，遂致差误。晋永嘉之乱，累黍之法废。隋时牛宏用万宝常水尺。至唐室田畸及后周王朴，并用水尺之法。本朝为王朴乐，声太高，令窦俨等裁损，方得律声谐和。虽谐和，即非古法。汉津欲乞请三指为法。

　　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寸。

　　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

　　杨氏《编年》：“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汉津本剩员兵士，为范镇虞候，见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刘炳缘饰之。”汉津范镇虞候，惟《编年》云尔，当考。刘炳《大晟乐论》第三篇云：“五季灭裂之余，乐音散亡。周世宗观乐悬，问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审定制度。其规模鄙陋，声韵焦急，非惟朴之学识不能造徵，盖噍急之音，适与时应。艺祖以其声高，近于哀思，乃诏和岘减下一律。仁宗朝，诏李照与诸儒典治，取京县累黍尺成律，审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取世俗之尺，以为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乐声之高。而无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为据。是时乐工病其歌声太浊，乃私赂铸工，使减铜齐，实下旧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议者纷然，遂废不用。元祐中，命阮逸、胡瑗参定，诏天下知乐者亟以名闻。逸、瑗减下一律。三年而乐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神考肇新宪度，将作礼乐，以文治功，元丰中，采杨杰之论，驿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下王朴乐二律，用仁祖所制编钟稽考古制，是正阙失，焕然详明，复出前世焉。然诸儒之议虽互有异同，而其论不出于西汉。虽粗能减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超然自得，以圣王为师者也。魏汉津居西蜀，师事李良，授鼎乐之法。良唯以黄帝后夔为法，余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其书行于世。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逮崇宁初，上以英明睿哲之姿慨然远览，将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诏宰臣置司命属，讲议大政。顾惟大乐之制，讹谬残阙甚矣。太常以乐器敝坏，遂择诸家可厨者，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案，粱、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遏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阈之中，教习无素，懵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高世之举，适契圣心，乃请以圣上君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黄钟之律成，为汉津得之于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质，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则其寸有余。惟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平。’前此以黍定律，迁就其数，旷岁月而不能决。今得指法，裁而为管，大律之定，曾不崇朝。其声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浊不至下，噍急之声，一朝顿革。闻者无不欢欣，调唱和气，油然而生焉。越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阕。乐未终，上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执事之臣，无不大喜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上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飞来，度广庭，回翔鸣唳而下。诏罢旧乐，赐新乐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于帝鼎殿。甘露自龙角鬣下降。有诏令乐府官属排设宫架之上，备三献九奏，以祇谢景贶。曲再作，有双鹤回旋于宫架之上。后再习乐，群鹤屡至。昔黄帝大合乐，有元鹤六舞于前，盖和声上达，而后鹤为之应。《传》曰：‘不见其形，当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鲜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声和也。盖声音之和，上系人君之寿考，下应化日之舒长。噍急之声，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照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失其意矣。自艺祖御极，知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修德，和气薰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寿考舒长之应，岂易量也哉？”

　　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乐。诏曰：“道形而下，先王体之，协于度数，播于声诗，其乐与天地同流。雅、颂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绪，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谷顺成，南至夜郎、牂柯，西踰积石、青海，罔不率俾。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逾远，遗声复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盖祖宗积累之休，上帝克相，岂朕之德哉？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岂不美乎？其旧乐勿用。”

　　《寔录》不载，诏旨亦不载。本纪于辛卯书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

　　辛卯，大理卿曹调、少卿李孝称、中书舍人张阁、许光疑各以本职进对。上谓阁曰：“昨日新乐如何？”阁对曰：“昨日所按大晟乐，非特八音克谐，尽善尽美，至于乐器，莫不皆应古制。窃初按时，已有翔鹤之瑞，与‘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亦何以异？臣无知识，闻此和声，但同鸟兽，跄舞而已。”阁因奏：“被旨以古州等处纳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柯、夜郎之地？”阁对曰：“牂柯、夜郎接连南诏，最为荒远，所谓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缘征诛文告之烦，举国内属，非陛下文德诞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诸陵在天之灵，亦当顾享。”次光疑奏云：“昨日按新乐，臣忝侍从之末，得预荣观，不胜幸甚。”上曰：“八音克谐。”光疑曰：“此圣德所致，可谓治世之音。安以乐至？如陛下收复青唐，赵怀德归顺，近古州二千余里尽内附，今正功成作乐之时。”上曰：“尽出诒谋。”光疑曰：“神考励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继善述，何以致此？”

　　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庆殿受贺，始用新乐。

　　大观四年八月丁卯，御制《大晟乐记》云：“在艺祖时，尝诏和岘；在仁宗时，尝诏李照、阮逸；在神考时，尝诏范镇、刘几。然老师俗儒，末学昧陋，不达其原，曾不足以奉承万一，以迄于今。然仰继先烈，推而明之。盖古之作乐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勋未集，则《簴业》之声，不可行于武成之后。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则《大武》之声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虽旧邦，乐名三易。朕承累圣之谋，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奋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绪，遗风余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赖天之灵，祖宗之休，李艮之弟子，出于卒伍之贱。献黄帝、后夔正声、中声之法。宋成公之英华，出于受命之邦，得其制作范模之度，协于朕志。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诸身，以指为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乐出焉。爰命有司，庀徒鸠工，一年制器，三年乐成，而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器备。以崇宁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谐，不相夺伦。越九月朔，百僚朝大庆殿称庆，乐九成，羽物为之应，有鹤十只，飞鸣其上，乃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备三献、九奏，奉祠鼎鼐，复有双鹤来仪。自后乐作则鹤至，如形影之相召。于以荐坛庙，和万邦，与天下共之。乃按习于宫掖，教之国子，用之大学辟雍，颁之三京四辅，以及藩府焉。又亲笔手诏，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欤？孟子曰：‘今乐犹古乐。’盖感人以声，则无古今之异。四裔之乐，先王所不废也。虽乐不同，而声岂有二？古今参用，永为一代之制。继周勺之后，革百王之陋，以遗万世，贻厥子孙，永保用享。大观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记。”

　　政和三年五月己酉，手诏：“崇宁之初，纳魏汉津之说，成大晟之乐。荐之郊庙，而未施于燕享。夫今乐犹古乐也，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按试于庭，五声既具，无悲懑噍急之声，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其旧乐悉禁。仍令尚书省措置立法。”

　　六年闰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尝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乞令略加磨礲，俾与律合，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以荐在天之神。”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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