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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宗朝导洛广武埽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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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五月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可隶都水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完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得以核实。事既就，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 元祐二年冬，始闭汴口。 据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增入。元祐四年冬未，梁焘奏议当考。 四年十二月甲子，御史中丞梁焘言：“臣愚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尝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北流人于河，后欲导洛，以趋汴梁，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北，壤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导河，以助洛水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则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而汴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转运司每干于朝廷，势不能不为之应副。窃计自缘清汴之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期罔之奸。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然不以为虑，而殊不知新涉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澜漫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其患岂胜言邪？此其大可惧者是耳。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京师万一之患而已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除其害哉？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依旧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食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溢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鮮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舶，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准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去大害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前后之臣者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伏望圣慈面诏大臣，商择而施行之。事系国体，愿留宸念。” 绍圣元年十月辛丑，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壬寅，上谓辅臣曰：“广武埽危急，阁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已遣中使往视之。”辅臣出图及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欲水势趋南岸。今时止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都水监丞冯忱之言：“广武埽危急，水势刷塌堤岸。欲乞筑澜水签堤一道。”诏令冯忱之、李伟、郭茂恂相度，从长措置。戊申，诏差入内高品黄汝贤往广武等埽传宣抚问，救护大河堤埽。官吏、役兵给赐银合茶药、缗钱有差。庚戌，权京西转运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涨，已开涟口开放水，有灵蛇见，土人以为河流将平之验。”诏令差官到祭，寻京西转运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渐顺，别无黄水透入洛河，于清汴可保无虞。”癸丑，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乘传往广武埽及洛口措置救护。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广武埽已刷塌地步阔远，塌透大堤须修卷埽岸，役兵数少，特乞在京壮役广固共三千人，并下京东都大司，于缘汴装卸入内，除府界、泗州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装卸一千人，并吏部差有心力使臣取押。内广固壮役，差云贝装卸东京、淮南各一员，依例支破递马驿券，兼程前来。其人兵限使臣到，并一日内起发，及令本处支借附带合用锹杵等赴役。”御批：“除广固指挥不差外，余可并依所奏，日下便与处分。”丁巳，上谕执政：“闻河埽久不修，故几坏者数处，鱼池、原武、阳武皆已遣水官乘传疾置护役。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广武埽坏，大河与洛水合而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亦须藉置为久计。安持强干可倚，其促安持往营度之。”皆对曰：“但雨止，则可无虞。臣等谨奉命，退当召安持至政事堂，以圣意谕之。”壬戌，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即自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河、洛之南去广武山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诏吴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计的确工料，结罪保明已闻。 八月丙子，以权户部侍郎吴安持为权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埽堤身二千余步，与清汴绝近，接洛河之南。去广武南五六百步或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余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功力浩大。乞下合属官司，别相度保明。”从之。辛巳，都水监言：“河势紧急，缘阳武埽逼近京城，请速那官，同共提举固护。”诏差开封府推官赵越疾速前去救护。王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工役，及令南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 九月乙丑，曾布再对，陈：“河防不可轻动，枉费财用。如吴安持见开洛河，外议未以为当。用夫四十五万，若洛水小，引水傍山无益。若泛涨，自当就下，径入黄河，岂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颔之。 十月己巳，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洛口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已毕工放水。乞除提举官员外，自余官吏，相度节次存減。” 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财用，皆自东南漕运，以充岁计。今年上供物数，十无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闭口，臣责到提举汴河堤岸杨炎壮，称自元丰二年导洛通汴，至兀祐元年，八年之间，不曾闭口，如遇冬寒，差兵行冻，并不失事。乞依元丰条例。”从之。 二年正月戊戌，宣政使宋用臣言：“昨自元丰二年四月内导洛通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凌结，即督责沿河官吏打拨通流，并无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冬深，便行闭塞，使河流涸竭。殊不究当日导通之意。欲乞于正月内择日开拨，放水归河，永不闭塞，四时流通。如遇凌结，止可将西五斗门減放，节限水势，如惠民河行流，则自无壅遏之患，于国家有万世源源不绝之庆。”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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