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朝修两朝国史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英宗朝修两朝国史

　　熙宁十年五月戊午，诏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

　　七月辛未，上御资政殿，监修国史吴充率修国史宋敏求、编修官王存、黄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纪草进呈。上服靴袍，内侍进案，敏求进读，上立听，顾问终篇，始坐。

　　十月甲申，修国史院奏：“近编修官黄履言国史不须立符瑞、道释志。及乞修表。窃惟太史公书封禅、班固志郊祀、范蔚宗志祭祀，而历代之史，又有方技列传。然则符瑞、道释亦可分附于志、传之间，不须特立其名。又纪、传虽备，而未有表。今既修之，恐不可无也。本院看详《齐书》有祥瑞志。天圣中，史官以真宗崇建宫观，符瑞屡臻，遂著二志，以载其事。今撰仁宗、英宗正史，若与旧三朝史别为书，则不须著此二志。若通为一书，则恐真宗朝事无所统系。况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欲依履所请。”诏立表不从，余俟通修国史日别取旨。是时已命宋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丰元年七月庚寅，知礼院、大理寺丞、集贤校理曾肇兼修国史院编修官。肇奏：“臣史学不如臣兄巩，乞回所授。”不听。

　　四年七月己酉，诏：“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以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详，候两朝国史成，一处修定。”仍诏巩管勾编修院。巩所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合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要其归，必正于仁义。至于行，不能逮其文也。吕公著常评巩以为：“人不及议论，议论不及文章。”

　　八月庚申，史馆修撰曾巩兼同判太常寺。诏巩专典史事，更不预修两朝史。上曰：“修史最为难事，如鲁史，亦止备录国事，待孔子然后笔削。司马迁材足以周物，犹止记君臣善恶之迹，为实录而已。”王珪曰：“近修《唐书》，褒贬亦甚无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乱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欧阳修辈尚不能窥其浅深，及所以成就功业之实。为史官者，材不足以过其一代之人，不若实录事迹，以待贤人去取褒贬尔。”

　　十月甲子，史馆修撰曾巩言：“臣误被圣旨，付以史事。祖宗积累功德，非可形容。窃惟前世原本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商颂》所纪由汤，上至于契。周诗《生民》、《清庙》本于后稷、文王。宋兴，太祖开建宏业，更立三才，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显扬褒大之意，固以谓太祖雄材大略，千载以来，特起之主，国家所由兴，无前之烈，明白暴见，以觉悟万世，传之无穷。臣窃考旧闻，旬月，次辑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终始之际，论著于篇。敢缮写上尘。臣内省大惧，智不足以究测高远，文不足以推阐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满足陛下仁孝继述之心，仰负恩待，无以自赎。伏惟陛下聪明睿知，不世之资，非群臣所能望。如赐裁定，使臣获受成法，更去纰缪，存其可采，系于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以称明诏万分之一。”诏曾巩：“今所拟修史格，若止如司马迁以下编年体式，宜仿前代诸史修定。或欲别立义例，即先具奏。”辛巳，史馆修撰曾巩言：“臣修定五朝国史，要见宋兴以来名臣良士，或尝有名位，或素在邱园，嘉言善行，历官行事，军国勋劳，或贡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状、记述，或他人为作传记之类。今所修国史，须当收采载述。恐旧书访寻之初，有所未尽，乞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有子系者，延至询问。所有事迹或文字，尽因郡府纳于史局，以备论次。或文字稍多，其家无力缮写，即官为佣写校正。其尝任两府、两制、台谏官之家，家至询访，各限一月发送史局，并中书编集累朝文字及枢密院机要文字，共累朝御札、诏副本送本局，以备讨论。”从之。

　　五年六月甲寅，修两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服靴袍，御垂拱殿，引监修国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巩进读纪传，赐珪银绢千，宗孟六百，各赐袭衣、金带，改官并听辞免，珪赐一子绯章服，清臣、存、彦若、巩各迁一官。同修史官苏颂、黄履、林希、蔡卞、刘奉世各赐银绢有差。故相吴充银绢六百，故史馆修撰宋敏求百五十，内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八月丁未，以两朝国史书成，燕垂拱殿。

　　二年四月戊寅，罢修五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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