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朝市易务免行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英宗朝市易务免行

　　熙宁五年三月丙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中书奏在京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勾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故降是诏。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其余合用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

　　四月丙子。先是，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御史刘孝孙言：“于此见陛十宽仁优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上曰：“若但设法倾之，即兼并，自不能为害。”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

　　陈瓘论曰：吕嘉问请于律外别立市易较固一条，神考圣训以为已有律，不须立条。其时刘孝孙称颂圣训曰：“此仁厚爱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孙之计非也，此事正是圣政之阙。陛下不欲行此兼并，所以窥见陛下于权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内连近习，外惑言事官，使之腾口也。”臣窃谓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较固之条，可谓仁厚爱民之意。刘孝孙将顺圣美，不为过也。《日录》之内，但为显扬，嘉问故不以御批为是，不以孝孙为然。于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设法倾之，则兼并不能为害。”又撰对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制，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纸铺孙家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岂有为天下主，乃只如孙家纸铺所为？何以谓之人主？呜呼！“设法相倾”之语谓之不诬，可乎？“紙铺孙家”之语谓之不诋，可乎？神考爱民守法，而指为阙政，力主嘉问，遂至于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七月壬午，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辛卯，诏在京商税务、杂买场、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

　　闰七月。先是，上批付王安石：“闻市易买卖极苛细，市人藉藉怨谤，以为官司浸淫，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可指挥，令只依魏继宗元擘画施行。”于是安石留身白上曰：“陛下所闻，必有事实，乞宣示。”上曰：“闻榷货卖冰，致民卖雪，都不售。”安石曰：“卖冰乃西园苑，非市易务。”上曰：“又闻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即脂麻贵。”安石曰：“若买即致物贵，即诸物当尽贵，何故脂麻独贵？”上曰：“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所置勾当人尽奸猾，嘉问不检察。”安石曰：“嘉问所置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若不收置务中，即必首为兼并害法。今置之务中，所谓御得其道，狙诈咸作使是也。”上曰：“又闻立赏钱捉人，不来市易司买卖？”安石曰：“此事尤可知其妄。吕嘉问连日或数日辄一至臣处为事，初臣要见施行次第，若有榜如此，臣无容不知。果有此事，则是臣欲以聚敛误陛下。陛下当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无缘有此事。”上曰：“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体朝廷意，更须审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会，以具闻奏。”

　　十一月丁巳，上谓王安石曰：“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大烦细，令罢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上为官私利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状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实。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行人比旧官司兼并所费，十减八九，宫中又得好果实供应，此皆逐人所供状，及案验，事实如此。陛下谓其繁细，有伤国体，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又不以为非者，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法如此，不为非义。何则？且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须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善，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又珍异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滞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正体。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视听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痒，则须爪甲，小大所在不同，然亦不可阙。天地生万物，一草之细，亦皆有理。今为政，但当论所立法有害于人物与否，不当以其细而废也。”上笑，且曰：“买得果实，诚比旧极佳，行人亦极便，但行人皆贫弊，宜与除放息钱。”安石曰：“行人比旧，已各苏息，可以存活，何须除放息钱？若行人已苏息，比旧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须除放息钱，即见今商税所取，不择贫富，固有至贫之人，尚为税务所困，亦合为之蠲除，彼何独蠲除此？今诸司吏禄极有不足，乃令乞觅为生，不乞觅不能自存，乞觅又犯刑法。若除放息钱，何如以所收息钱增此辈禄？”明日，进呈内东门及诸殿吏人名数，白上曰：“从来诸司，皆取赂于果子行人。今行人岁入市易务息钱几至万缗，欲与此辈增禄。”上曰：“诸殿无事，惟内东门司事繁，当与增禄。”安石曰：“如入内内侍省吏人，亦当与增禄，盖自修宗室条制，所减货赂甚多故也云云。”又录廛人泉府事白上曰：“此周公所为也。”上曰：“周公事未能行者岂少？”安石曰：“固有未能行者，若行之，则便于公私，不知有何不可？而乃变易，以从流俗。所见十二月乙亥朔诏，罢诸路上供科买，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上供荐席、黄芦之类六十色，凡非余州，不胜科扰，乞计钱数，从本务召入承揽，以便民也。”

　　六年正月己酉，中书言：“欲以市易务上、下界商税税翰林图画院，杂买务、杂卖场、诸宫观真仪法从、南郊、太庙、家事、府司、检详等库、都亭、怀远驿、三粮料院、内军器五库隶都大提举诸司库务。”上批：“内军器五库，官物储积，多在宫禁，及收内降物，兼自有提举、提点官，可不隶提举诸司库务。”余从之。辛亥，枢密使文彦博言：“近臣言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敛民怨，乞寝罢。至今涉旬，未闻施行。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岁放百姓贷粮至二百万，支十斗全粮大军，一岁增费，亦计数十万缗，以至添选人俸、增吏禄、给押纲使臣所费，又亦百万缗。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货利？岂有所费如此，而乃于果实收数千缗息，以规利者？直以细民久困于宫中须索，又为兼并所苦，故为立法耳。”彦博所言，遂寝不报。

　　二月丙子，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张焘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七年正月癸亥，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先已遣蒲宗闵、沈逵，今复遣杞。其后，上与辅臣论及市易，冯京曰：“曩时西川因榷买物，致王小波之乱，故颇以市易为言。臣检《实录》，实有此说。”王安石曰：“王小波自以饥民众，不为官司所恤，遂相聚为盗，而使臣乃归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府库物以上供，于饥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愿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为变也。”

　　三月。先是，去年八月，详定行户利害所言：“乞纳诸行利人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祇应。自今禁中买卖，并下杂买务，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皆从之。上曰：“此固便于民，然须严立防禁觉察，毋使堕废。如天下百姓纳麴钱，异时盐、酒既榷，其钱不能免也。”至是，上问安石：“纳免行钱如何？或云提汤瓶人亦令出钱，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经中书指挥。中书实无此文字。”冯京曰：“闻后来如此细碎事都罢矣。”安石曰：“冯京同签书，中书文字，皆所亲见，如何去言闻不知先来如何细碎收钱，后来如何都罢？若据臣所见，即从初措置如此，非后来方不收细碎事。不知冯京何所凭据，有此奏对。且言提汤瓶亦令出钱，必有人，陛下何故不宣示，付所司考实？陛下治身以尧舜实然，所愧臣诚无复可以论谏，至于难任人，疾谗说，即与尧舜实异。如市易司，非吕嘉问，孰敢守法，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敢为嘉问辨明，以忤近习？且市易事，臣一一亲经理其事，亦颇为劳费精神，正以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也。若每每忤圣意，而又召致近习谗毁，乃作扰害百姓之事，不知臣欲以此何为？以为名则不善，以为利则无获。陛下试察臣所以区区为此者何意？”上曰：“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与近习相为表里。今大小之臣，与近习相表里者极多，陛下不察耳。自古未有令近习如此，而能与治功者。”

　　初，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挟王安石势，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数言向沮害市易事。及曾布代向为三司使，素知嘉问骄恣，怀不能平。又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意欲有所更张，未得间也。是月丁巳，上夜降手札赐布曰：“闻市易务日近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可详具奏。”布先受命察访河北，辟魏继宗同监市易务。嘉问自初建议，以至其后增损措置，莫不与闻。布遂携继宗见安石，具言曲折曰：“布翌日当对，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诺之。辛酉，布对于崇政殿，具奏所闻。上览之矍然，喜见于色，问布曰：“王安石知否？”又问：“安石以为如何？”布皆对以实，且言：“事未经覆案，未见虚实。”上曰：“朕久已闻之，虽未经覆案，思过半矣。”布始得对，方待次，安石先奏事。上谓安石曰：“曾布言市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布今上殿必自言。”遂留身白上：“市易事，臣每日考察，恐不致如言者。陛下但勿仓卒，容臣推究，陛下覆验，更加曲直。”布与嘉问不相足，布所言既送中书，是夜，上批问安石：“恐嘉问实欺罔，非布私忿移怒。”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于是有诏，令布与吕惠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安石意主嘉问，而不以布言为是，故使惠卿居其间也。乙丑，曾布既受诏同吕惠卿根究市易务事，或为布言：中书每以不便事诘嘉问，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布又闻嘉问已呼胥吏将案牍还私家隐藏更改，遂奏乞出膀，以厚赏募告者。明日（二十六日），上批：“依奏付三司施行。”布即榜嘉问所居。又明日（二十七日），惠卿至三司，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无复有异辞者。惠卿退，以继宗还官舍，诘布所以辟继宗为指使缘由，再三诱胁继宗，令诬布以增加所言。继宗不从，反具以告布。惠卿又遣温卿密造王安石，言张榜事，且曰：“行人辞如一，不可不急治继宗。若继宗对语小差，则事必可变。”而嘉问诉于安石尤切。安石欲夜收张榜，左右白以有御宝批，乃止。是日（二十八日），惠卿以急速公事求独对，布亦具继宗所告曲折以闻，并言惠卿所见不同，不可共事，乞别选官根究。未报，而中书建白：“三司承内降，当申中书覆奏取旨，擅出榜欲按治。”诏官吏特释罪，其元批依奏指挥更不施行，榜仍缴纳中书。布论：“三司奏请御批例不覆奏，且三司尝申知中书，虑无罪可放。”寻有诏如布请，惠卿等侧目矣。

　　四月己巳，翰林学士吕惠卿言：“奉诏与曾布同根究市易事。勾集行人照证，而有臣未到已前布所取状，臣恐当再行审覆。乞下开封府，暂追付臣处供析，即更不系禁。”中书欲依惠所乞施行，上批：“可令布、惠卿一处取问，所贵不致互有辞说。”三司既收榜放罪，上复以手札赐布，令求对。布即具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及是布对，上慰谕久之，因曰：“惠卿诚不可更共事。”而又陈薛向编管无罪牙人事，上惕然咨嗟曰：“此事朕与有罪，当时失于不详究，便令依奏，今已无及，维当速释之耳。”布言：“编管人情轻，一期即放逐便，其人皆已放还矣。”时上意犹必欲按治，而王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惠卿奏请审复，尽谋独变此事也。上疑焉，故仍以付两人。己卯，详定行户利害所言：“自今凡有体问行户所状，乞降本所，以凭具析申奏。”从之。上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从惠卿请，送魏继宗于开封府知在。布又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间架阡陌之事矣。近日嘉问奏称：熙宁六年，收息八十余万。贴黄云：近差官往河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谓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上笑而颔之，谓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与之喧争，于朝廷观听为失体。”退，与惠卿召行人于东府，再诘，其所陈如前不变。而王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上既许之，乙酉，布复与惠卿会，惠卿颇有得色，诟骂行人及胥吏，以语侵布，布不敢校也。

　　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罢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坚求去（余见《王安石事迹下》）。壬辰，中书奏事已，上论及免行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当使百姓出钱轻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减定公使钱人犹以为言者，此实除去衙前陪费深弊。且天下贡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罢去，人臣亦当体朕此意，以爱惜百姓为心。”冯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陛下但当辟广聪明，尽天下之议，便者行之，不便者不吝改作，天下受赐矣。”

　　五月辛酉，中书户房比对市易务事及曾布根究市易违法事。诏章惇、曾孝宽就军器监置司，根究以闻。吕惠卿又令户房会计治平、熙宁财赋收支之数，与布所陈不同。上令布分析所以不同因依具奏。后八日，布对于延和殿，言户房所以不同之故。上以布言为然。布因言：“市易已置狱，朝夕窜黜。自尔必无由复望清光。”上曰：“卿为三司，案所部违法，有何罪？”布曰：“陛下以为无罪，不知中书之意如何？况臣尝自言与章惇有隙，今乃以惇治狱，其意可见。”上曰：“有曾孝宽在，事既付狱，未必不直。”布曰：“臣与惠卿争论职事，今惠卿已秉政，势倾中外，虽使臣为狱官，亦未必敢以臣为直，以惠卿为曲。然臣为翰林学士、三司使，地亲职重莫如臣，所陈之事，皎如日月，然而不得伸于朝廷，孤远之士，何以望于陛下？都邑之下，人情汹汹，怨嗟沸腾，达于圣听，然而不得伸于朝廷；海隅苍生，何所望于陛下？臣得罪窜谪，何所敢辞？至于去就，亦不系于朝廷轻重，但恐中外之士以臣为戒，自此议论，无敢与执政不同者尔！”上慰劳之曰：“卿不须如此。”自尔不复请对。后八十余日，乃贬。

　　七月乙卯，诏广州市舶司依旧存留，更不并归市易务。八月丙寅朔，上批：“提举市易司奏市易二年，收息钱九十六万余缗。累准朝旨，已支九十五万缗。可契勘何月日指挥，支往何处，讫无行遣。”朱史削去，以为支拔息钱不合书，新本亦削去，今复存之，此亦可见市易司为欺也。

　　八月壬午，翰林学士、行起居舍人、权三司使曾布落职，以本官知饶州；都提举市易司、国子博士吕嘉问知常州。军器监狱具，布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词理、不应奏而奏公罪，杖八十；嘉问亦坐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公罪，杖六十。而中书又言：“布所陈治平财赋，有内藏库钱九十六万缗，当于收数内辖除。布乃于支数除之。今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劾布所陈，意欲明朝廷支费多于前日，致财用阙乏，收入之数不足为出。当奏事诈不实，徒三年。”而有是命。魏继宗仍追一官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同之。既而揣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嘉问。会惠卿与布有隙，乘此挤布，而议者亦不直布云。周辅，双流人也。

　　十二月乙亥，虞部员外郎、新知常州吕嘉问提举河北籴便粮草，复理提点刑狱资序。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张谔讼嘉问不应黜降故也。初，王安石既有江宁之命，谔与嘉问持安石而泣。安石劳之曰：“已荐吕惠卿矣！”两人收泪谢安石。

　　收泪谢安石，此据魏泰《东轩录》。

　　八年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三月戊午，上问王安石外事，安石具道：“虽胜往时，然监司未尽称职。”上曰：“人才止如此？”安石曰：“人才诚是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缘尽力则犯众，众怨则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自安。外官固未论，如吕嘉问，内则犯近习、贵戚，外则与三司、开封日夕辨事，以守职事行法，至于置狱推究，奸罔具得，而嘉问乃以不觉察杂置务剩收人情，愿纳息钱二贯，除小处知州。若剩收息钱可罪，监官宜不免。监官以去官获免，则嘉问是因罪人以致罪，如何更有罪可科？且自来提辖场务诸省寺之属，何尝有坐辖场务不觉察杖罪降差遣者？天下皆见尽力为朝廷守法立事如嘉问，苟不容，则孰肯尽力？莫不为因循偷隋之行。”上曰：“嘉问已与复差遣。”安石曰：“李直躬之徒作转运，却令嘉问提举便籴，此岂官人之宜？”上曰：“与移一路转运。”安石曰：“陛下必欲修市易法，则须却令嘉问领市易。”上曰：“恐吴安持忌其来，又复失吴安持心。”安石曰：“臣以女嫁安持，固当为其审处。今市易事重，须嘉问与协力乃可济，不然，它时有一阙失，必更上烦圣虑。”又荐嘉问及张安国可为宰属，上皆以为可。

　　闰四月。上尝与岐王颢、嘉王頵击毬，戏赌玉带。頵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

　　十月乙亥，都提举市易司言：“袁州和买绸强风，旧以盐准折，今乞依诸路例，每疋给钱千，从本司遣官，据合支盐数，以末盐钞赴州出卖。”从之。辛亥，复置杂卖场。初，三司请废杂卖场，中书户房以为不便，下三司，而三司议与前异，乃复置场。诏三司官上簿。

　　四月甲申，金部员外郎、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吕嘉问兼提举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师大姓，多止开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似可见。方当更修法制，驱之使就平理。”上曰：“均无贫固善，但此事难耳。”安石曰：“秦能兼六国，然不能制兼并，反为寡妇清筑台。盖自秦以来，未尝有推制兼并之术，以至今日。臣以为苟能摧制兼并，理财则合与须与，不患无财。臣尝论廪饩当称事政，为此也。”后数日，吴安持辞市易，上不许。安石曰：“臣与嘉问亲厚非有它，但与议市易而已。然其被诬，臣以亲厚之故，已难为之辨明，况臣女婿，恐有事愈难为言。乞别与人。”上固不许。丁亥，都提举市易司贾昌衡等言：“金宝非衣食所资，但当禁其侈僭。若有縻坏，旧法致之以死，则论罪太重；购以厚赏，则为禁太密。今新敕止坐以销金为饰者，旧法已删改。其縻坏金银，盖已无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造金银箔出卖。”上批：“市易务箔金宜罢出卖，已成者，听于后苑作折换。”

　　九年五月，都提举市易司言：“本司统辖抵当官钱，然检校库自隶开封府。若本库留滞左失，无缘检举，乞拨属本司统辖。”从之。

　　十月，王安石罢相，吴充代之。

　　十二月癸未朔，诏：“自今市易务上界官吏，岁比较酬奖，其提举官依旧二年一取旨。麻檾竹篾之类更不买。”

　　十年十一月甲寅，诏都提举市易司上界本钱，以七百万为定额，如不足，以岁所收息补满。其先借内藏库钱，以息钱二十万还之。是岁，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请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详见《论青苗法》）。

　　元丰二年正月己卯，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贪人及无赖子第多取官贷，不能償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于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负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期半年。众议颇以为惬。

　　四年五月己巳，诏：“内外市易务民户见欠屋业等抵当，并结保赊请钱物息罚钱并等第除放，其本钱分三季输纳，息钱并出限。罚钱分为三等第除放。第一季本钱纳足者，息罚钱并放第二季，放二分，第三季放一分。出限尚欠，即估卖抵当，及监勒保人填纳所催钱物。在京于市易务下界，在外提举司封桩。”

　　五年正月辛亥，都提举市易司贾青言：“市易既革去结保赊请之弊，专以平准物价及金银之类抵当，诚为良法。乞推抵当法行之畿县。”从之。

　　六年十一月丁酉，开封府言：“据司录司抵当免行所言，熙宁十年，始立年额。其赏罚条约，依三万缗以上场务法，自元丰元年至五年，并增当立新额，户部详度，欲酌中用元丰二年三万九千七百缗为新额。”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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