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商州铸大钱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仁宗朝商州铸大钱

　　康定元年十二月戊申，屯田员外郎、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点铜铁钱事。

　　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既下两制及三司议其事，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初，韩琦安抚陕西，尝言陕西产铁甚广，可铸钱兼用。于是叶清臣从仲容议，铸当十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奏曰：“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轻重小大最为折中。历代更改，法虽精密，不能期年，即复改铸。议者欲绳以峻法，革其盗铸。昔汉变钱币，盗铸死者数十万；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钱币轻重，严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裁十，不可畸用。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粮刍增价。臣尝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钱，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弊衣，直不过数百钱。盗铸之利，不啻数倍。复有湖山绝处，凶魁啸聚，炉冶日滋，居则铸钱，急则为盗，民间铜铅之器悉为大钱，何以禁止乎？”　　本志云：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按《实录》乃铸铁钱，与本志不同，当考。孙沔奏乞罢铸大钱，当删附。

　　庆历八年六月。初，陕西军兴，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献议采洛阳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庆历元年五月，奎为陕西都漕）、知永兴军范雍（庆历元年五月，雍知永兴兼漕事）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元年九月）。及奎徙河东（二年十月），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据《实录》在四年）。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虢州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江、池、饶三州见元年十一月，虢州未见，当时范雍所议）。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实录》云在五年）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而河东铸钱既行，盗铸钱者获利十之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六年一月，戬知并州）请河东铸钱，且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但行旧钱。知泽州李昭遘（六年四月，昭遘知泽州）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不可诘。而北人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常遣鱼周询（四年三月）、欧阳修（四年四月）分察两路钱利害，又数命官议（正月己酉、四月甲午）。

　　是月，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先上陕西铁议曰（六月乙未）：“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必不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七月辛丑）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也。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一当二（嘉祐四年二月），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实录》于六月乙未载陕西议，七月辛丑载河东议。今从本志，并书之此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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