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均赋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仁宗朝均赋

　　庆历三年十月丁未，诏天下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税输，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其弊，以增赋入者议赏。初，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久莫能治，转运使杨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谘曰：“是无难者，得一往，可立决也。”偕即以谘摄令，并遣秘书丞孙琳与共事。谘等用十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及王素为谏官，建议均天下田赋，欧阳修即言：“谘与琳方田法简而易行，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汝、蔡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与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记闻》以为执政不然其议沮罢之，谘本传以为遭母丧去。今从《食货志》。

　　嘉祐四年八月己丑。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不以为便。诏谕如旧。是日，复遣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席汝言、虞部员外郎李凤、秘书丞高本分往诸路均田，从中书门下奏请也。本独以为田税之制其废已久，不可复均，朝廷亦不遽止。后虽均数郡田，其于天下，不能尽行。

　　五年四月丙戌，令权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户部副使吴中复同详定均税。

　　六月丙寅，命天章阁待制张掞同详定均税。

　　九月丙申，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吕公弼同详定均税。

　　十二月。先是，知永兴军刘敞朝辞日，言关中岁比不登，民多流移，请发仓赈之。又言均田扰民。上令于所部采访利害以闻。及敞至永兴，具奏孙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税，百姓惊骇，各恐增起税租，因此斫伐桑柘，赖转运使薛向处处张榜告谕，方得暂止。访闻只打量万泉一县，近须一年乃毕。蒙减者则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词诉狱讼，恐自此始。乞且召还孙琳，更俟丰岁，庶几灾伤之余，不至惊忧。敞意谓琳用方田法步地，千步为方，方度之，诚使其核实无颇，然但为能知田亩高下尔。至于均税之法，以地肥瘠为差，其勤力从事田亩修治者则赋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亩荒瘠者因获减赋，然此尚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尽知田事，或挟私与夺，上无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独主事者乐其名。敞所以求待丰岁者，恶斥言之耳。敞又以为琳之度田，起自万泉、龙门，此两邑皆山田，崎岖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非旬岁，不可周遍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异功。会敞奏至，中书信琳言，即具报，敞但降敕榜，禁民毋得残桑柘而已。其后河中民果诉增减田税不平，凡数万户。

　　敞事具敞行状及奏议。

　　欧阳修亦言：“臣为谏官时，尝首言均税事，乞差郭谘、孙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县，以方田均税事方施行，而议者多言不便，寻即罢之。近者伏见朝廷特置均税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陕西均税，始闻河北传言人户虚惊，斫伐桑枣，尚不为信。次见陕西州军有上言岁俭民饥，乞罢均税者，稍已疑此一事果为难行。而朝廷之意决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见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诉于三司，然则道路传言与州郡上言虽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于京师，此事不可掩蔽，则民情可知矣。盖均税非所以规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窃知朝廷本只以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初不令其别生额外之数也。近闻卫州、通利军括出民冒佃田土，不于见在管榷数内均减，重者摊与冒佃户，却生立税数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诉也。又闻澶州诸县，于见令实额管榷外，将帐头自来桩坐有名无纳及失开阁两项远年税数，并系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长兴年桩管虚数，并摊与见今人户。又闻以地肥瘠定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减带碱地，并碱卤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并一例均摊与税数，谓此虽不可耕种，尚有煎盐。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来，蒙赐恩恤，于行盐禁，只令据盐斤两纳税。今煎盐者已纳盐税，又令更纳田税，岂祖宗所以惠河北民之意？又闻河南不殖之地系禁盐地分者，亦均摊与税，又不知民何以纳也？澶、卫去京师近，偶可闻知者如此，其余远地，所谓均税悉便于民，其可得乎？以此见朝廷行事至难。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贪功希赏，见小利，忘大害，为国敛怨于民。朝廷不知则已，苟已知之，其可不为救其失哉？欲望圣慈特赐指挥，令均税所只如朝廷本议，将实榷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其余生立税数及远年虚数，却与放免，及未均地分，并且罢均。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今闻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缄默。”

　　欧阳修言不得其时，今附刘敞后，当是未除枢副，十一月已前，或因敞对论此，修亦具奏，时为翰林学士，九、十月之间也。

　　六年五月丁酉，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吕景初同详定均税。

　　七月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司马光同详定均税。光既立条约，下诸路监司施行，又言：“国家凡欲立事，当先使赏罚明白，然后事无不成。职方员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县税，皆得平允，并无词诉。若与愚庸之人烦扰败事，同归常调，一无殿最，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优加酬奖，并其余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来者睹之，无不尽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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