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校注汉章帝纪(10)

汉章帝纪(10)

　　汉初张苍、贾谊、张敞皆修《春秋》《左传》，谊为左氏训故。御史张禹与萧生同官^①，数言左氏于望之，望之善之，及翟方进、贾〔护〕（谊）、刘歆并传左氏学^②。故言左氏者，本之贾〔护〕（谊）、刘歆。

　　①萧生，即萧望之也，时亦任御史。
　　②《汉书》儒林传曰：“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袁纪》此文实取资于此，作“谊”、乃涉前“贾谊”而误，故据以改。下同。

　　此四学虽传于世，至建武初议立左氏学，博士范〔升〕（舛）议讥毁左氏^①，以为不宜立。〔章〕（愍）帝即位^②，左氏学废，乃使郎中贾逵叙明左氏大义。逵又言古文尚书多与经传尔雅相应，于是古文尚书、毛诗、周官皆置弟子，学者益广。

　　①据《范书》改。
　　②陈璞以为“愍帝”是“明帝”之误。今按《范书》贾逵传及《袁纪》下文，乃“章帝”之误。陈说甚失考。

　　逵字景伯，右扶风平陵人。身长八尺二寸，弱冠能诵五经、《左传》，兼通谷梁诸家之说，沈深有用，其所学者，可为人师。明帝时为郎，使与班固校书。帝即位，雅好古学，诏逵入讲白虎观，使说左氏传，上善其说。逵母尝病，上以逵居贫，欲赐之，以校书比例多，乃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逵。逵让曰：“逵母病甚，子贫无事于外，屡空，且从孤竹于首阳矣^①。”其思厚若此。迁卫士令。逵才学皆通，其所著论，为学者所宗。性佚，不修小节，当世以此讥焉，故不至大官。

　　①《范书》贾逵传，此乃章帝嘱马防之语，按《袁纪》下文作“其恩厚若此”，则《袁纪》“逵让曰”当是“谓防曰”之误。又《范书》“无事”作“无人事”。李贤曰：“谓不广交通也。”贤又曰：“《史记》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隐于首阳山，卒饿死也。”

　　袁宏曰：尧舜之传贤，夏禹、殷汤授其子，此趣之不同者也。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亲尽则婚，周人百世不通，此婚姻之不同也。立子以长，三代之典也，文王废伯邑考而立武王，废立之不同者也。“君亲无将，将而必诛。”^①周之制也；《春秋》杀君之贼，一会诸侯，遂得列于天下，此褒贬之不同者。彼数圣者，受之哲王也，然而会通异议，质文不同，其故何耶？所遇之时异。

　　①详见卷十注。

　　夫奕者之思，尽于一局者也；圣人之明，周于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势未尝尽同，则天下之事岂必相袭哉！故记载废兴，谓之典谟；集叙歌谣，谓之诗颂；拟议吉凶，谓之易象；撰录制度，谓之礼仪；编述名迹，谓之《春秋》。然则经籍者，写载先圣之轨迹者也。圣人之迹不同如彼，后之学者欲齐之如此，焉可得哉！故曰“诗之失愚，书之失诬，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①，不可不察。圣人所以存先代之礼，兼六籍之文，将以广物惯心，通于古今之道。

　　①语出《礼记》经解篇。注曰：“失，谓不能节其教者也。诗敦厚近愚；书知远近诬；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伤害；《春秋》习战争之事，近乱。”

　　今去圣人之世，几将千年矣，风俗民情，治化之术，将数变矣。而汉初诸儒，多案《春秋》之中，复有同异。其后殷书礼传，往往间出，是非之伦，不可胜言。六经之道可得详，而治体云为迁易无度矣。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言纷然殽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六家^①；班固演其说，而明九流^②。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二家之说，未知所辩。

　　①六家者，阴阳、儒、墨、名、法、道也。
　　②九流者，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也。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①，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②。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

　　①“百司”，“非居道如何情动”九字，乃据黄本而补。
　　②袁宏所论，乃时人儒道合流说之滥觞。张湛列子说符篇注：“自贤者即上所谓孤而无辅；知贤则智者为之谋，能者为之使，物无弃才，则国易治也。”又仲尼篇注：“不能知众人之所知，不能为众人之所能，群才并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恶无好，无彼无此，则以无为心者也。故明者为视，聪者为听，智者为谋，勇者为战，而我无事焉。”此与袁宏之论道家，可谓一源之水。

　　夫大道行，则仁爱直达而无伤；及其不足，则抑参差而并陈。患万物之多惑，故推四时以顺，此明阴阳家之所生也。惧天下扰扰，竟故辩加位以归真^①，此名家之所起。畏众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虑有国之奢弊，故明节俭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随时之迹，总而为治者也。后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为天下法，儒道且犹纷然，而况四家者乎！夫为棺椁，遂有厚葬之弊；丧欲速朽，亦有弃尸之患。因圣人之言迹，而为支辩之说者，焉可数哉？故自此以往，略而不论。

　　①“竟故”二字据黄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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