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汉章帝纪(13)

汉章帝纪(13)

　　章和二年〔公元88年〕

　　春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殿。遗诏：“无起寝庙，如光武故事。”是日，太子即位，年十岁，太后临朝。

　　袁宏曰：非古也。易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礼有妇人三从之义。然则后妃之在于钦承天敬恭中馈而已。故虽人母之尊，不得令于国，必有从于臣子者，则柔之性也。夫男女之别，自然之理；君臣酬咨，通物所因也。故百司并在，相与率职，必祠焉而后行。故有朝会享燕之礼，造膝请问之事，此盖内外之分，不可得而同者也。古之王者，必辟四门，开四聪，兼亲贤而听受焉，所以通天下之才，而示物至公也。自母后临朝，必舅氏专权，非疏贤而树亲昵也。盖管其号令者，必寄外氏，是实违天封，而训民以私，政之所阶，国家制教，关诸盛衰，建百司，修废官，设冢卿以任权，重牧（此处有缺文），王薨君幼，百官执事，总己思齐，听于冢宰，所以大明公道，人自为用，上下竟业，而名器已固，三代之道也。

　　三月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庚戌，太后诏曰：“皇帝幼年，惸惸在疚，朕且佐助德政。守文之际，必有内辅。故太尉邓彪三让弥高，海内归仁。其以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

　　于是侍中窦宪管掌机密，三弟罗列，并据大位。上幼小，太后当朝，宪以外戚秉政，欲以经学为名，乃上疏曰：“天下之命，县于天子，善在于所习。习与智长，则切而不勤；化与心成，则中道若性。昔周成王幼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孝昭皇帝八岁即位，大臣辅政，亦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入授诗书于禁中。伏惟皇帝躬天然之资，不肃而成，然以至尊之德，独对小臣，非所以揄扬圣心，增益辉光者。窃见屯骑校尉桓郁，结发受学，白首不倦，经为人师，行为儒宗。昔侍帷幄，入授先帝，父子奕世，并为帝师。愚以为可长乐少府，入授帝经。”于是以郁为长乐少府，侍讲禁中。岁余，迁太常。郁授二帝，恩宠甚笃。子焉传家业，至太傅。

　　宪性褊急，数自困，辅政之后，遂作威福，睚眦之怨无不报。初，宪恨尚书陈宠，欲因事毁伤之，使与丧事。黄门郎鲍德与宪弟瑰厚善，惧宠不能自免，说瑰曰：“宠奉事先帝，深见委任。若以岁月言之，宜蒙功劳之报；以才量言之，应受器用之赏。不可以几微之故，以伤辅政之德。”于是宪出宠为广汉太守，抑强扶弱，人无讼者。先时广汉城南有鬼哭声闻于府中，积数年，宠案行有骸骨不葬者多，乃叹曰：“傥在是乎？”使县收敛埋藏之，由是遂止。

　　时齐炀王子都乡侯畅奔章帝哀，上书未报，宪使客刺杀畅。太尉掾何敞请自往问变状，太尉宋由不听。敞固谓曰：“《春秋》称三公为宰者，言无不统也。畅宗室肺腑，茅土蕃臣，来即国忧，上书未报，而于城内见害。干国之纪，擅杀列侯，罪恶次于大逆。奉宪大吏，莫敢追捕，明公处宰相之位，亦复不恤，四方闻之，谓京师何？昔陈平之言宰相曰：‘外镇四夷，内抚诸夏，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列侯私刃，不可谓抚；京尹废职，不可谓宜。纲纪亏坏，责系不小。”遂驱而去。司徒、司空闻之，亦遽遣掾吏。诏书疑畅弟阳，遣御史之齐考劾。尚书令韩棱以为奸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诏书遣棱，棱固执不从。后事发觉，宪惧诛，自请击匈奴，功以赎死。

　　夏五月，京师旱。

　　冬十月，侍中窦宪为车骑将军，与执金吾耿秉发三万骑征匈奴。司徒袁安与诸公卿诣朝堂谏曰：“今国用度不足，匈奴不犯塞，而劳军远攻，轻沙漠之难，徼功万里，非社稷计也。兵，凶器，圣王之所重。”不从。太尉宋由不署名，公卿稍亦止。安独与司空任隗固争，前后且十上，不从。

　　是时谏者甚众，尚书仆射郅寿下狱。御史何敞上疏谏曰：“臣闻圣主开直言之路，有不讳之诏，犹恐下情不达，复听歌谣之词。故天人并应，传福无穷。臣伏见尚书仆射郅寿坐与诸尚书论击匈奴下狱，奏劾大不敬。臣愚以为寿备机密近臣，以匡辅为职，若朝廷有失，默而不言，悖义背恩，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为国永福也，岂有私心！如寿被诛，臣恐天下以寿忠直之故，横加诽谤之诛，杀伤和气，忤逆阴阳，此诚不可。所以敢犯严威，不避夷灭，触死瞽言，非为寿也。”乃免寿。寿，郅恽之子也。

　　宪遂出师。侍御史鲁恭上疏谏曰：“夫天爱人犹父之爱子也。一物有不得其所，则天气为之错乱，而况人乎？故爱民者天下爱之。夷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锯肆，与鸟兽无异，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是以圣王之制，夷狄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各安产业。夫人道得于下，则阴阳和于上，然后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则夷狄慕德，重译而至矣。惟陛下留圣恩，征还二将，休罢士卒，以顺天下心。”于是窦氏横甚，司徒袁安辄举奏之，上虽不从，而权戚严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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