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汉光武帝纪(19)

汉光武帝纪(19)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

　　春，吴汉到南安，击述弟永于鱼涪津，破之，遂降武阳。

　　初，汉入犍为界，诸县多城守。诏令汉直到广都，据其心腹，诸城自下。汉意难之，既进兵广都，诸城皆降。又诏汉曰：“广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来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与争锋。述若不来，转营逼之，彼必坚壁。”汉以连战辄胜，便进兵，去成都十里。汉自将步骑二万余人水北作营，遣副将刘尚将万余人于南为营，相去二十余里。上闻之，大惊，让汉曰：“如述出兵连缀副营，副营破，即公营亦破矣，恐公不能还自天上也。幸尚无他者，急还广都。”

　　三月癸酉，诏曰：“巴蜀民为人所掠者，免为庶人。”

　　夏六月，黄龙见于河东。

　　秋七月，冯骏鼓江州，杀田戎。

　　九月，述遣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将十余万人攻吴汉，分兵守刘尚。汉力战不利，汉谓诸将曰：“吾与诸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今深入敌地，在其城下。胜则成功，败则无余，成败在一举矣。前夹江为营，战数不利。今欲徙水北营合于水南，同心一力，人自为战，何有不克哉！”飨士秣马，潜军夜合水南营。述不知，乃分兵距水北营，自将攻水南营。汉迎击，大破之，斩谢丰、袁吉。会藏宫至，兵马甚盛，遂进军城下。述自将数万人出战，吴汉纵锐士奔之，刺述洞胸。舆至营，以兵属延岑。其夜述死。明旦，岑举城降。吴汉悉灭公孙氏，并诛延岑。汉燔烧百姓，纵兵大掠。上闻之，诏让吴汉、刘尚曰：“城中老母婴儿，口以万数，兵火大纵，可为酸痛，甚达古人吊民之义！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初，汉军粮尽，具舟将退，谓蜀郡太守张堪曰：“祸将至矣！军有七日粮，而转运不至，必为虏擒，不如退也。”堪乃止汉，使毁军以挑述，述果出战，遂以破述。成都既平，堪先入其城，府藏珍宝，皆有簿券，秋毫无所取，慰抚吏民，蜀人喜悦。后迁渔阳太守，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以数千骑击破之，威震北边，渔阳大治。

　　堪字君游，南阳宛人。明帝时问蜀郡计掾樊显曰：“前后太守谁最贤？”显曰：“渔阳太守张堪仁足以惠下，威足以擒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独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上闻显言，叹息良久。方征堪，会病卒，天子悼惜之。

　　大司空李通以疾罢。通以布衣唱谋，有佐命之功，又尚宁平公主，甚见亲重。通性谦恭，常欲避权势，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上辄优喻之。以三公归第养疾，通后固请罢相，以特进侯奉朝请，常与高密、胶东侯参议大事。车驾每幸南阳，遣使使祠通父守冢。

　　窦融与五郡太守还京师，官属宾客转毂千余两。融至，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上遣使还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京师。以梁统为太中大夫。数月，拜窦融为冀州牧，俄拜大司空。融以非国家旧臣，而爵位与吴公并，每朝会进见，辞礼甚恭，上愈亲厚之。融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因侍中金迁口达至诚。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朝夕教以经艺，不得令见天文、谶记。诚欲令肃恭畏事，恂恂修道，不愿其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王侯故国哉？”每请间求见，上辄不许。融尝罢朝，逡巡席后。上知融欲让，使左右扶出之。他日将会，先诏融曰：“曩者知公欲让，今相见宜论他事，勿复言。”其殷勤若此。

　　梁统在朝，数言便宜。上书陈法令轻重，宜遵旧典，曰：“臣闻人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治理，爱人故为之除残，治理则为之去乱。是以五帝有流殛之诛，三王有大辟之刑，所以经世教民，除残去乱也。故孔子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高帝受命，奄有天下，制法定律，传之后也，不易之科也。文帝宽柔，省去肉刑，他皆率由旧章，几致刑措。武帝因资财富，多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没民疲，豪杰犯禁，故增其二科，惩不尽节。宣帝聪明，亲览万机，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元帝法令，少所改更，而天下称治。至于成帝继体，哀、平即位日浅，丞相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律百有余事，咸不厌人心，尤妨政事。伏见陛下，权时拨乱，博施济民，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而反循季世末节，袭秉衰微之轨，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垂无穷之制，天下幸甚。”

　　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谏曰：“夫人情挫辱则节义之心损，刑网繁密则苟免之行生。圣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识远虑，动居其厚。故汤去三面之网，易著三驱之义，所以德刑参用而示民有耻。汉德宽厚，民无二心，军士左袒，乐为刘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后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故有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桃李之馈，集以成事。于是家无全行，国无廉夫，上下相循，法不能正，而仁义之风替矣。陛下览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为圆，建斲为朴。法简易遵，网疏易从，海内颂政，不胜其喜，宜如旧制。”上从林议。

　　统徙封陵乡侯，出为九江太守，治甚有迹，吏民畏爱之。统有子九人，而松最知名。次竦，弱冠能教授，善属文。

　　袁宏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圣人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故济乱所以为安，而兆众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悦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乐治之心，而顺人物之情者。岂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众兆仰德，治与法违，而可使民氓悦服哉！由是言之，资大顺以临民，上古之道也。通分理以统物，不易之数也。

　　降逮中世，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简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顺之所以为理，遂隳先王之大务，营一时之私议。于是乎变诈攻夺之事兴，而巧伪奸吏之俗长矣。陵迟至于战国，商鞅设连坐之令以治秦，韩非论捐灰之禁以教国。而修之者不足以济一时，持之者不能以经易世。何则？彼诚任一切之权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数也。

　　故论法治之大体，必以圣人为准格；圣人之所务，必以大道通其法。考之上世，则如彼；论之末世，则如此。然则非理分而可以成治者，未之闻也。若乃变诈攻夺之事兴，而饰智谋权册以胜之；巧伪奸利之俗长，而设禁网陷阱以饵之；患时世之莫从，悬财赏行罚以驱之；毒为下之讦逆，厚威网杀伐以服之。斯所谓势利苟合之末事，焉可论之以治哉？先王则不然，匡其变夺，则去其所事；救其巧伪，则塞其淫情。人心安乐，乃济其难以悦之，又何不从之有焉？人情恶侵，则正其分以齐之，又何讦逆之有焉？推此以治，则虽愚悖凶戾者，其于身也，犹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故或犯治逆顺乱伦反性者，皆众之所疾，而法之所以加。是警一人而千万人悦，则法理之分得也。夫然，则上下安和，天下悦服，又何论于法逆于理，理与法违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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