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姚僧垣传

姚僧垣传

　　姚僧垣，字法卫，吴兴武康人，吴太常信之八世孙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尝婴疾疹历年，乃留心医药。梁武帝召与讨论方术，言多会意，由是颇礼之。僧垣幼通洽，居丧尽礼，年二十四，即传家业。仕梁为太医正，加文德主帅。梁武帝尝因发热，服大黄。僧垣曰：“大黄快药，至尊年高，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太清元年，转镇西湘东王府中记室参军。僧垣少好文史，为学者所称。及梁简文嗣位，僧垣兼中书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受晋安王府谘议。梁元帝尝有心腹病，诸医皆请用平药。僧垣曰：“脉洪实，宜用大黄。”元帝从之。进汤讫，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时初铸钱，一当十，乃赐十万贯，实百万也。及魏军克荆州，僧垣犹侍梁元，不离左右，为军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寻而周文遣使驰驿徽僧垣。燕公于谨固留不遣，谓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婴沉，今得此人，望与之偕老。”周文以谨勋德隆重，乃止。明年，随谨至长安。

　　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娄穆以疾还京，请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脐，似有三缚，两脚缓纵，不复自持。僧垣即为处汤三剂，穆初服一剂，上缚即解；次服一剂，中缚复解；又服一剂，三缚悉除。而两脚疼痹，犹自挛弱。更为合散一剂，稍得屈申。僧垣曰：“终待霜降，此患当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先有气疾，加以水肿，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劝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决，乃问僧垣。僧垣曰：“意谓此患，不与大散相当。”即为处方，劝急使服，便即气通。更服一剂，诸患悉愈。大将军、乐平公窦集暴感风疾，精神瞀乱，无所觉知。医先视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后至曰：“困矣，终当不死。”为合汤散，所患即疗。大将军、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积时，而不损废朝谒。燕公谨尝问僧垣曰：“乐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轻。”对曰：“夫患有深浅，时有危杀，乐平虽困，终当保全；永世虽轻，必不免死。”谨曰：“当在何时？”对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谨叹异之。

　　天和六年，迁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寝疾，医巫杂说，各有同异。武帝引僧垣坐，问之。对曰：“臣准之常人，窃以忧惧。”帝泣曰：“公既决之矣，知复何言！”寻而太后崩。其后复因召见，乃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敕停朝谒，若非别敕，不劳入见。四年，帝亲戎东讨，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睑垂覆目，不得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僧垣以为诸藏俱病，不可并疗，军中之要，莫过于语，乃处方进药，帝遂得言。次又疗目，目疾便愈。未及足，足疾亦瘳。比至华州，帝已痊复。即除华州刺史，仍诏随驾入京，不令在镇。宣政元年，表请致仕，优诏许之。是岁，帝幸云阳，遂寝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昂私问曰：“至尊脉候何如？”对曰：“天子上应天心，或当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万无一全。”寻而帝崩。

　　宣帝初在东宫，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疗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礼弥隆。谓曰：“尝闻先帝呼公为姚公，有之？”对曰：“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帝曰：“此是尚齿之辞，非为贵爵之号。朕当为公建国开家，为子孙永业。”乃封长寿县公。册命之日，又赐以金带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医下大夫。帝寻有疾，至于大渐，僧垣宿直侍疾。帝谓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济，乃对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尽心！”帝颔之。及静帝嗣位，迁上开府仪同大将军。

　　隋开皇初，进爵北绛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遗诫衣帢入棺，朝服勿敛，灵上唯置香奁，每日设清水而已。赠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

　　僧垣医术高妙，为当时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纪。声誉既盛，远闻边服，至于诸蕃外域，咸请托之。僧垣乃参校徵效者为《集验方》十二卷，又撰《行记》三卷，行于世。

　　长子察，《南史》有传。

　　次子最，字士会。博通经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随僧垣入关。明帝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殿，最亦预为学士。俄授齐王宪府水曹参军，掌记室事，特为宪所礼接。最幼在江左，迄于入关，未习医术。天和中，齐王宪奏遣最习之。宪又谓最曰：“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弥须勉励。”最于是始受家业，十许年中，略尽其妙。每有人告请，效验甚多。

　　隋文帝践极，除太子门大夫。以父忧去官，哀毁骨立。既免丧，袭爵北绛郡公，复为太子门大夫。俄转蜀王秀友。秀镇益州，迁秀府司马。及平陈，察至，最自以非嫡，让封于察，隋文帝许之。秀后阴有异谋，隋文帝令公卿穷其事。开府庆整、郝玮等并推过于秀。最独曰：“凡有不法，皆最所为，王实不知也。”榜讯数百，卒无异辞，竟坐诛。论者义之。撰《梁后略》十卷，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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