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贾思伯传

贾思伯传

　　贾思伯，字仕休，齐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寿，中书侍郎，有学行，见称于时。思伯自奉朝请累迁中书侍郎，颇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围钟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澄失利，思伯为后殿。澄以其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时论称其长者。累迁南青州刺史。初，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业竟，无资酬之，凤遂质其衣物。时人为之语曰：“阴生读书不免痴，不识双凤脱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缣百匹遗凤，因具车马迎之，凤惭不往。时人称叹焉。昭帝时，拜凉州刺史，思伯以边远不愿，辞以男女未婚。灵太后不许，因舍人徐纥言乞得停。后除廷尉卿，自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转卫尉卿。

　　时议建明堂，多有同异。思伯上议曰：案《周礼》，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郑注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则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闻。戴德《礼记》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庙，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记》，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规制，恐难得厥衷。《周礼》：营国，左祖右社，明堂在国之阳。则非天子太庙明矣。然则《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当以天子暂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养国老于东胶。”郑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大雅》云：“邕邕在宫，肃肃在庙。”郑注云：“宫谓辟雍宫也，所以助王，养老则尚和，助祭则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验矣。案《孟子》云齐宣王谓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庙，则不应有毁之问。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径九丈，象阴阳九六之数；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案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而室独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岂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论，非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从。

　　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注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其《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谓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独绝今古，自为一代制作者，则所愿也。若犹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殷、周成法，袭近代妄作。且损益之极，极于三王，后来疑议，难可准信。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然矣。”寻郑此论，非为无当。案《月令》亦无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如此，则室犹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谓为可按。其方圆高广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

　　学者善其义。后为都官尚书。时崔光疾甚，表荐思伯侍讲，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虽明经，从官废业，至是更延儒生，夜讲昼授。性谦和，倾身礼士，虽在街途，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客有谓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言。思伯与元兴同事，大相友昵，元兴时为元叉所宠，论者讥其趋势云。卒，赠青州刺史，又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贞。

　　子彦始，武定中淮阳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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