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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少时以学业优异和脑瓜灵光而小有名气，那时惟一的理想是做一个科学家，最好是理论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或天文学家，甚至“在诺贝尔奖金的名单上写上中国人的名字”。对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奥秘我常常有本能的迷恋，当得知时间可以变慢空间可以扭曲，当懂得自然界的七彩原来只是因为电磁波频率的不同，当我知晓亿万生命只是由4个密码所构成……我总是感到一种发自心弦深处的共鸣。 公元1966年，正当紧张的高考复习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说两个星期，又变成两年，然后是3年下乡，3年上山（矿工）。在社会最底层的艰难生活中，少时的抱负、少年的灵气都慢慢枯萎和风化。1978年，我在辍学12年后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成了石油系统的一名机械工程师。在这个岗位上我干得不算差。当然，比起少时的雄心，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时难免怅惘地想，假如没有这个文化革命，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名单上是否会有王晋康的名字？抑或这只是少年的狂妄？这一点永远不可能验证了，现实中毕竟没有时间机器可以使我重走一遍人生。被某些人的政治私利误了一生的又何止我一人。怅惘中，只有苦笑着抛开这些恼人的思绪。 但我没有料到，从少时就牢牢种在心中的科学情结并没有真的死亡，它只是在休眠着，等待着，终于有一天，在科学和文学的交界处长出一棵茯苓。我闯入科幻文坛纯属偶然——是被儿子逼着讲故事逼出来的，即不少报刊转载过的“十龄童逼老爸成科幻新星”。当然，偶然中也有必然，那就是我深藏心中40年的科学情结。我努力在作品中写出少时的激情、少时的爱憎和少时的思考。即以本集中的“生命之歌”为例，其科幻构思便是我青年时的遐想并且至今仍然深信——亿万生物所共有的求生本能必然有其物质表达方式，也终有一天会被人类破译。有一些读者来信说，这篇作品“激起了他们最美好的情感”，帮他们确立了“投身于斯”的志向。果真如此，则我也可说此生无憾了！ 有朋友说，我的作品哲理味过浓，脱离了中国读者的口味，因为普通中国人并不关心“人类异化”这类过于玄虚的思辨。我承认这位朋友说的事实，但却不同意他的结论。的确，中国人过于务实，过于功利，不愿思索“果腹”之外的东西。在西方国家，生物伦理学家的声音是非常响亮的，而且，随着科学发展已开始直接异化人类，他们的声音会更加受到重视。在我国，这样的声音太弱了，几不可闻。所以，在别人喊出“敬畏自然”时，我们在“战天斗地其乐无穷”；别人在“敬畏生命”时，我们在“对待敌人像严冬那样冷酷无情”。十几年前我见过国内一个公开报道，东北某医生用人的精子同母猴杂交并产下后代，并振振有词地说，人类多余的精子“弃之如敝展”，何妨拿它来培育一些低级劳动力呢。这种大无畏的思想真使我不寒而栗。而且我十分怀疑，在中国的普通人中，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种作法的危险，能有理有据地驳斥这种源于无知的无畏？我想不会大多，这在国人的意识中还是一个空白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我愿意把自己不成熟的思考继续讲给读者，为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多少做一些铺垫，即使一时的“曲高和寡”也在所不惜。 有人赞我的作品“冷峻苍凉”，有人则批评为“缺乏亮色”。在这里我只能请批评者予以宽容——我从艺太晚，只能做一个本色演员了。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接受的是过于理想化的教育，认为世界像水晶球一样通体透明。这样，等我们面对真实的社会和自然界时，不得不用很大力气来纠正视野上的扭曲和心理上的失衡。我不是反科学主义者，因为只有瞎子才看不到科学带给人类的进步；同样，只有瞎子才看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毕竟，在盛唐和古希腊时期并没有死亡数千万人的战争、数千万人的吸毒和死亡数千万人的不治之症——而这些都和科学进步直接相关。我相信，即使人类最终消灭了战争、吸毒和艾滋病，仍然会有更大的灾难在前边等着人类。光明和阴影永远不可分割。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我愿意达观地看待世界。即使人类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我们也要尽情创造和享受“这一个”灿烂的人生。因此，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描绘世界的本色，我认为，90年代的青年也有权了解世界的本来面目。我想，这正是90年代科幻作家和50年代科幻作家的区别。 ------------------ 虚阁网Xuge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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