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头记(2)_倪匡

二

　　§第一章神秘机构武力邀谈

　　天气十分晴朗，我和一个朋友打高尔夫球，当我的一击，使得球儿飞到了我找寻不到的地方之际，在朋友的嘲笑下，十分尴尬，将球棒向地上一抛，表示我放弃这场比赛了。

　　也就在这时，我听得一个操着生硬的英语口音的人在对我道：“年轻人，高尔夫球这种运动的特殊意义是：不论在甚么样的困境下，你都应该将球击入洞，当然，有捷径可走是最好，如果没有，你便必须克服所有的困难，而不是将球棒一抛就算数！”

　　我在一听得那声音时，便抬起头来，静静地听他讲完，然后，一声不出，拾起球棒去找球，终于找到，而且继续比赛下去，等到十八个洞打完，我以三杆领先取胜。

　　我离开那个高尔夫球场的时候，在门口又碰到他，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他约莫有五十岁，一头金发，典型的北欧高身材，他是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奥斯教授。

　　奥斯教授曾受聘于世界十余家知名的大学，甚至苏联也聘他去讲学，而在他逗留在苏联的境内时，他和苏联的科学家创造了“双头狗”——那是生物学上移植的奇迹，和他合作的是苏联国家科学院勒柏辛斯卡院士，他们两人，将一只黑狗的头切下来，再在另一只黄狗的脖子上开一个洞，将黑狗的头接上去，黑狗的头活在黄狗的身上，那黄狗变成有两个头。

　　这头举世震惊的“双头狗”活了七天，七天后，反倒是那“黑狗头”还活着，而黄狗头先死。

　　这种惊人的生物移植，后来并没有继续下去，那是因为勒帕辛斯卡院士突然失踪了。

　　在苏联，不论是部长也好，将军也好，院士也好，突然失踪，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对奥斯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人来说，这种事发生在他的身边，发生在他的合作者身上，那自然令得他极不愉快。

　　是以，他离开了苏联，以后，也未曾从事同样的移植试验。

　　而根据他私下对人说，那一次的实验，若不是在后几天，勒柏辛斯卡院士，忽然心神不宁，以致犯了几个小错误的话，那只“双头狗”不会夭折，可以一直活下去，到寿命正常结束。

　　这一切，全是我在和奥斯论交之后才陆续知道的事。

　　我们论交之初，是在那高尔夫球场，他知道我终于赢了比赛，高兴得要邀我一齐去喝酒，我们在酒吧中消磨了一个傍晚。

　　以后，我们时时在一起饮酒，他是一个酒徒，但对中国酒一无认识，于是我便开始向他灌输中国酒各种知识，以及和中国酒有关的种种故事。

　　等到我们相交已有三个多月的时候，我才不经意地问到他：在这里做甚么？因为本城并没有一个学术机构，配请他这样的学者来讲学，他的回答很简单，他道：“做实验，我只想在一个不受人干扰的所在做实验，所以拣中了这里。”

　　我点了点头，不再问下去。

　　我们保持了片刻的沉默，他转着酒杯，那时他正在喝威士忌，酒中加了冰块，他的视线留在旋转的冰块上，忽然向我问一个十分突兀而且奇特的问题。

　　“卫斯理”，他叫着我的名字：“你说，一双皮鞋，穿坏了鞋底之后，换了一个鞋底，是不是可以说那是原来的皮鞋？”

　　“当然可以。”我望了他半晌，然后回答。

　　他像是对我的回答不够满意，是以皱着眉头，仍然看着冰块不出声。

　　我终于补充道：“应该说一半是，因为换了鞋底。”

　　“那么你的意思是，如果过了一些日子，鞋面也坏了，那么，再换了鞋面之后，那人所穿的鞋子，和他原来的鞋子，完全没有关系了？”

　　我呆了一呆，奥斯的问题听来虽然滑稽，但是要回答起来，却也不容易。

　　如果说，在换了鞋底，又换了鞋面之后的那双鞋子，和原来的鞋子，已全然没有关系，那是很难如此讲的，因为如今这双鞋子，是旧鞋换了鞋底，又换了鞋面而来的。但如果说有关系的话，鞋底鞋面全换过了，又有甚么关系？

　　这其中，含有逻辑学上相当深奥的问题，是以我想了足有两分钟之久，才道：“教授，你可是想放弃生物学，转攻哲学？”

　　“不！”他一口饮尽杯中的酒，放下酒杯，简单地回答我，然后，显得有点神思恍惚，甚至不道别，就离去了。

　　我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奥斯教授从来也不是这样不讲礼貌的人。

　　而这时，他既然有这种反常的行动，那我就可以肯定他一定有着心事。

　　本来，在他走开之际，我想追上去问个究竟，以这几个月的交情而论，可以分担他的心事。

　　但是，刚走出两步，在还未曾推开酒吧的玻璃门之际，便站定了脚步，因为就在那一剎间，我改变了追上他的主意。

　　我想到，他可能是由于实验上遇到了甚么难题，所以才心不在焉，这是科学家的通病，正如爱迪生将怀表放在水中当鸡蛋来煮，对于他实验上的难题，我无能为力，如果文不对题地去帮助，那只不过增加他烦恼而已。

　　我停了脚步，正待转身过来，喝完我杯中的酒，忽然身后有人逼近。接着，便是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

　　我是过惯冒险生活的人，如果是老朋友，绝对不会在背后一声不出地将手放在我肩头上，因为这会使我紧张！

　　而这时，我的确十分紧张，身子陡地一斜，摆脱了那只手，同时疾转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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