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战争(88)_丹尼尔·凯斯

八八

　　§第二十八章秘而不宣的文章

　　1990年5月7日，在与库拉吉的会谈中，强森法官与他讨论到下一次精神正常公听会的事，并指出精神科医师的报告显示，密里根现在病情稳定，对他自己或他人都不具威胁。

　　“我们放了比利吧！”强森说。

　　但这次轮到库拉吉说：“不。”

　　他现在已经知道强森法官是保护比利不让他被假释局带走的一把大伞。在史凯瑞去世前，他在霍斯皮家中和家人亲友道别过后，把库拉吉和唐蓝道叫到床边，他说：“答应我你们会好好看着比利。我要你们确定他安然无事。”

　　他们两个都许下承诺。

　　库拉吉正面临着双重困难，他要守住这个临终许诺，又要面对苏约翰誓言送比利回监狱的决心。起初，库拉吉很安心地让时间慢慢流逝。他知道俄亥俄州的法律让假释时间可以并入刑期里计算。即使比利因为逃亡而必须减掉五个半月的时间，但对于如何计算该段逃亡时间仍有争议，库拉吉还是认为比利的最大判刑刑期已经要结束了。波雪拉已经联络过假释局，他们同意写下比利假释期已经终止的文件。

　　有了这份保障后，库拉吉现在要求强森法官将密里根的最后一次公听会安排在1990年8月，这个日期显然已经过了苏约翰可以用违反假释条例为由而逮捕并监禁比利的期限。

　　但库拉吉并不知道苏约翰此时拒绝了他自己主管的诠释，他认为在比利“因精神异常而获判无罪”的那时起，他就不属于假释局控管，因此假释时间就停算了。苏约翰的论点是，比利一直没有再回到假释局的监管，所以在比利回到牢里之前，假释时间不会再次开始计算。

　　库拉吉试着理解苏约翰为什么会对这个病患采取前所未有的态度，而该名病患在安全设备最严密的精神病院中所待的时间甚至比应该服的刑期还要长。

　　在库拉吉运用传票拿到假释局官方档案里的剪报中，他发现有一张比利的照片。有人用墨水笔在比利的头上画了角、在他脸颊上撇上几撇，还在他脖子上画了一排匕首。

　　库拉吉认为，苏约翰一定是有某种难以理解的个人理由，才会对比利的案子那么执着，不一定是邪恶的理由，苏约翰认为自己是为了改善这个社会。

　　就是这个原因，引爆了他和比利之间的战争。

　　虽然库拉吉认为他已经拿到假释局所有关于比利的记录了，但他还是向那些一生替假释遭撤销之假释犯打官司的律师们寻求建议。他们坐下来向他解释这些官僚作风，并解开假释局里上百份文件的密码。

　　“这实在太奇怪了。”一名律师看着其中一份文件说，“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批注，显示比利‘的确’已经返回假释。这些档案里应该有一份叫做‘批示’的假释局官方信函，恢复他原有的权利。这种信一定要经过苏约翰签名。”

　　库拉吉知道，这份文件就是铁证，可以证明比利现在应该已经自由了。但他却找不到这份文件，于是他前去苏约翰的办公室，而由于传票仍然有强制效力，他要求看一份密里根的文件，有人告诉他苏约翰把这份文件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库拉吉找遍了，却什么也没发现。

　　他走进其他办公室，要求看更多的档案，却一无所获。这里“应该”会有一份这样的文件，但他就是找不到。也许它已经遗失了。也许某个人把它藏起来了。或者它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比利从来没有恢复假释身分，所以假释时间从来没有再次起算。

　　假释局的批示是这桩案子的关键，是冒着烟的枪枝。没有它，他就只有那份在右上角有小小标示的文件可以用，而只用那份文件，是很难叫苏约翰承认他曾经签过名叫假释局恢复比利假释身分的。

　　1991年6月11日，苏约翰到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提出他的证词。看到一个圆圆胖胖的老人，戴着金属框的眼镜，身穿浅蓝色套装、白色皮鞋、白色皮带和领带，库拉吉想，没错，这个意志坚强的人就代表了假释局。

　　比利到的时候身穿一条白骨色的裤子，一件明亮的夏威夷衬衫，头戴一顶草帽，彷佛他才刚离开圣克洛斯海滩似的。库拉吉为他俩做介绍。

　　比利很有礼貌地和他握手。就库拉吉而言，苏约翰这一生都站在如此强硬的立场上，对所有俄亥俄州的假释犯来说就和上帝一样。如果比利赢了，苏约翰也不会受到影响。对他或者比利来说，这都不是一场生死大战。

　　库拉吉事先安排好座位，必须让苏约翰坐在比利正对面，四目相对。这些年来，比利对他来说只是他手下官员的报告、新闻的头条和电视转播上的一个人罢了。今天，库拉吉要他亲眼看看一个活生生在他面前呼吸的人。

　　库拉吉知道，一直到今天，比利都还认为苏约翰是一个邪恶的人，是一个恶魔。在假释局档案里被伤毁的照片也同样让苏约翰或他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认为比利是个恶魔。

　　对库拉吉来说，假释局局长的权力是很可怕的。就连法官也没有那样的权力，因为法官要遵守很多清清楚楚从判例、最高法院、议员们，以及宪法里所订下来的规则条例，还有上诉法院来审核他们的动作。但是苏约翰不必。假释局不需要向任何保障措施做出回应。他们编写自己的规定，这些规定很少受到挑战。他们拥有最后定论的权力。库拉吉相信，那种权力所做出的决定，没有人审核、没有人投入、没有人权衡，一定会创造出一种足以让某些人远离现实的孤独。

　　在供词期间，苏约翰对比利的案子相当了解，但他对自己的文件似乎就不怎么清楚了。库拉吉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文件拿出来看，包括组织里的基本程序，一篇又一篇的报告，记载着地方假释官曾经告知比利的每一个治疗师：他们的病人“是在保释期间”，也得向假释局官员报告。

　　苏约翰坚称他的假释官员是自行运作的，不需要经过他授权，而他也一再重申他个人的立场是，比利自从1977年后就“没有”假释身分，他还欠俄亥俄州政府十三年的刑期。

　　假释局的档案没有整理得很好，并没有照年代顺序排列，也没有照文件类型排列。混杂的新闻剪报、备忘录、信件，全都像堆卡片似地放在不同档案的不同地方。库拉吉怀疑假释局是不是故意把档案弄得乱七八糟，让他无法找到需要的档案。

　　提证词的时间比原先预计的还久，午餐时间都过了。一直都还在外头等候轮替的，包括苏约翰的伙伴、假释监督部的部长善伯尔尼，一位由律师总会办公室派来参与本案的律师。他们三个人决定吃过午餐之后再进行第二段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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