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战争(64)_丹尼尔·凯斯

六四

　　1985年9月15日，雅典市的电视频道播放一部当地制作，以比利的生活为基础之记录片，片长两小时。内容包括贝齐的访问，她指控雅典郡检控官办公室的成员对她性骚扰。她说，当时她在三十八摄影棚当调酒师，他们告诉她，如果她愿意和他们出去的话，他们就会撤销对比利的控诉。

　　检控官的律师致函地方有线电视公司，要求将该卷带子抽出，不再播放。制作人被迫剪接母带，除去被控诽谤罪的危险，制作人说他会把有争议性的部分剪掉。“我会重新剪带子，不过我会把剪辑过的部分用黑影罩住，这样大家就会知道我们真的审查过了。”

　　10月18日，马丁法官授权让比利离开医院做兼职工作，俄州公设辩护律师唐蓝道表示将跟在他身旁，监督他的工作，并在每天中午送他回医院吃药。

　　唐蓝道以最低工资雇用比利到俄亥俄州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工作。

　　1985年11月初，唐蓝道的调查员中有人收到一卷装在信封里的录音带。带子里是比利和史凯瑞间的机密电话内容（史凯瑞曾在谷仓枪击案件中协助唐蓝道），这是他在遭艾罗勃治安官逮捕之后，于雅典郡监狱里遭人秘密录制的。

　　唐蓝道立刻提出建议，撤销谷仓枪击案中的所有控诉，因为录音的行为已经侵犯到宪法赋予比利的权利。

　　11月19日在雅典市的公听会上，在史凯瑞彻底的询问之下，艾罗勃治安官还是不承认曾听说过有这样的录音。

　　“我们没有录音，”艾罗勃说，“也从来没录音过。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但在法庭上，巴特里官员却作证，治安官曾告诉他该部门的录音机所在之处，命令他执行录音的工作，并说：“别让任何人看到你在录音。”

　　巴特里作证说道，他把录音机藏在口袋里，在替比利拨通电话之后，就在两呎近的地方站了廿几分钟，录下比利和史凯瑞的对话。

　　12月3日，哈森法官先判决撤销所有与谷仓枪击案有关的控诉，他指出从没有其他人在和律师对话时遭录音。“俄亥俄州法没有这种录音行为的前例可循，也没有这类的联邦判例。”

　　哈森在这宗划时代的判决中说道：“保护被告与律师间的隐私权以及通讯自由权，是一项古老且令人敬仰的传统。这形同司法制度的堡垒，同时也是确认、衡量司法制度公开与否的重要指标。本案中，这项权利却遭到俄亥俄州政府的破坏，俄亥俄州政府对宪法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雅典市的瓦伦检控官和不发一言的治安官艾罗勃一起步出法院，他告诉记者，他会就该项判决提出上诉。

　　比利理所当然地认为，富兰克林郡法院现在就会让他恢复先前的“试验性外宿”，但法院却裁定他必须留在coph，继续由林德纳医师负责监督他的治疗。

　　史凯瑞大发雷霆。这令他想起1979年上诉法庭在裁定比利从雅典心理健康中心转往利玛医院，造成一项“严重违法的决定”后，也没有做出任何补救的行动。现在，过了六年，情况还是一样。比利的宪法权遭到侵犯，法庭却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任凭他们嘴上说要公正，却还是要把比利再关两年，接受林德纳医师的治疗。

　　唐蓝道向庭上询问，比利如何才能获准离开医院，法官和治疗小组都说，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并且成功地保住饭碗。唐蓝道试着帮比利找一份私营部门的工作却无功而返，他决定再次雇用比利，签下一纸两个月的个人服务合约，在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打临时工。每天早上都会有人去coph接比利，他要做的就是一名跑腿的办事员。

　　柯丝薇医师不希望比利不吃药，或是因为要等到回医院才吃药而延误了中午吃药的时间，她要求准许他把中午的药带在身上，自行服药。他将受到定期观察，接受验血和尿检。

　　她乐观地把他服用sodium amytal后的持续进展及稳定的融合状态写到进度报告里。

　　[2]

　　与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订的六十天个人服务合约即将届满，唐蓝道被迫终止比利的工作。他觉得很难过。他对比利很感兴趣，也很关心这个年轻精神病患经历的事。

　　史凯瑞告诉比利，唐蓝道虽然曾经是一名检控官，但现在的他却是个很棒的辩护律师。“你要听他的话。虽然对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而言他必须遵守州法，但他仍是站在你这边的。”

　　所以，当有一天唐蓝道在他们开车回医院的途中和他说话时，比利就听得很专心，蓝道说：“比利，如果你自由了，就往西边走。一直往西去，直到你连续发现三个从没听过比利·密里根这个人的城市为止。然后把胡子剃了，改掉名字，展开一段全新的生活。”

　　比利相信，弄一个新身分会很花时间，所以他决定最好现在就开始计划。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份镇外新闻。他查看报上的讣闻栏，找到一名年纪与他相仿，而且最近才刚过世的人，然后他便打电话到登在讣闻栏上的殡仪馆去。

　　“这里是忠诚生命互助会，”他说：“我们想向您确认一下克利斯·卡尔的死亡证明，以便给付救济金。我们不想在卡尔家族服丧期间打扰他们。”

　　他知道由于这些是公开的记录，他只需要问到全名、社会保险号码、出生年月日和直系亲属即可。透过电话，他弄到了他要的数据。

　　然后比利写了封信给社会保险局，声称他弄丢了保险卡，需要补发新卡。他把从殡仪馆问来的数据填到表格里。等到他的新卡寄到之后，他就去俄亥俄州汽机车监理所办了一张署名“克利斯·卡尔”的新证件。

　　现在他已经准备妥当，一旦法庭释放他，他就会照着唐蓝道的建议去做。他们放他出来时，他不要只是等在那儿，或只是走出法庭而已。他要往西走。如同蓝道建议的，他要奔上山去。

　　1986年2月13日，柯丝薇医师在进度报告上写着：“自从我担任病人的治疗师之后，他一直都很配合，遵照我的指示去做。当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威胁时，他就会对工作人员有所防卫。在这一点上，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继续让他住院。病人已有充分的领悟。他了解解自己需要服药。他很清楚在完全融合之前，他必须持续接受治疗。他也知道，以后他犯了罪、做了违法的事，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罪名成立，他还是得坐牢。”

　　她接着提出建议，让比利在监督下拥有夜间外出的权利。

　　马丁法官终于批准，只要比利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他就可以在夜间外出。当治疗小组不断争论并延误他外出时，柯丝薇便提出抗议。

　　“我觉得针对这点而言，病人有权利拒绝受到这个计划的限制。这个计划是为惯性复发的病人而设制的，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名病人持续运作当中早就不适用这个计划，强迫他使用这个计划，只会产生反效果，而且将有辱病人的人格。”

　　虽然唐蓝道认为心理健康局留住比利的立意是好的，这样一来假释局就无法逮捕他，但他却指出，把比利关在精神病院里，和把他关在监狱里并没什么两样。他要求他们将比利放出来，让他恢复正常生活，离开院区接受职业教育，让他的当事人能够离开医院。

　　尽管报社和检控官抗议再三，在马丁法官的裁决遭到拖延数周后的1986年3月21日，治疗小组总算同意让比利在找到雇主并受监视的情况下离开院区。

　　唐蓝道重新雇用他为兼职员工。

　　治疗小组也同意让他前往俄亥俄州的兰开斯特，为他妹夫进行建筑工作，他妹夫会在每天晚上十点送他回来。但当工作人员发现并不是他妹夫载他回来，而是他自己开着继父的红色马自达小卡车上下班时，他们就拒绝让他把车停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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