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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然而佛杰法官身后仍有人在责怪他判定比利“因精神异常而判决无罪”,受迫于这些压力,他还是放弃了。他下令比利要遵行新法。比利必须等一百八十天,也就是要到1981年4月4日才能召开公听会,届时并将对外开放民众及媒体旁听。

  公听会前的几个月里,戈爱兰收集许多人的口供、报告、证词,以及法律论据,这些人都认为比利对他自己或他人均不具危险性,而且——依法授权,他应该被转送到限制最少的机构接受治疗。

  这些资料当中,戴顿司法中心的精神治疗医师医学博士赛米在1981年3月24日的报告中写道:“建议:他(密里根)似乎并不需要待在保安设施最森严的地方,同时他并没有逃跑的意图。我们将会建议将他转往州立雅典医院,交由郭戴维医师照顾。或者是让他到肯塔基州雷辛顿市,继续接受吴可妮博士的治疗。”

  汤姆发现玛丽越来越疲惫。他很享受与她共处的每一个午后时光,但他知道这对她来说太累了。她似乎一天比一天苍白,越来越憔悴。他发现她又开始服用抗抑郁的药,这令他困恼不已。

  “要不就放手一搏,要不就是死。”汤姆对作家说,“什么也挡不住我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我要嘛就是翻墙逃跑、在途中被杀,要嘛就是把这个地方夷为平地。我知道自己就要铤而走险,所以让玛丽离开戴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不希望让她来指认我的尸体。”

  不管她怎么抗议、争论或恳求,大家还是轮流说服她,叫她现在就摆脱一切,别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比利的命运上。她发现自己寡不敌众,只有含泪如他所愿。1981年3月25日,星期三,是玛丽最后一次探视他。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3]

  隔天早上,郭戴维医师在哥伦布市接受质询,为两周后即将届满一百八十天的公听会出庭作证。

  戈爱兰的同事在质询中探究了郭医师在心理学界的背景及其治疗多重人格分裂症者的专业资格,结束质询之后,助理检控官毕尔执行交叉质询。

  “如果他拒绝治疗,戴顿司法中心如何才能适当地诊断他(密里根)并治疗他?”毕尔问。

  “他可能是不信任他们。”郭医师说,“他可能不信任他们会怎么做,也可能不信任他们会把他治疗成什么样子。我在其他地方也常看到这种情形发生。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么说,但和一个架有带刺铁丝网和高达廿呎围墙的地方比起来,那些地方的环境可是理想多了。”

  这个个子不高、肚腹滚圆的医师抬眼望着检察官。“是该有人决定他们究竟是在对待一名病患还是一名囚犯的时候了,但是这不该由我决定。对我,他只是我的病人。那间司法单位里的保安设施、监视器,还有,我在进去见病人之前还被压倒搜身,就连他们自己的医学主任都要接受搜身并走过安全闸门(金属探测器)。诸此种种,都不让我觉得它是个适于治疗的环境。我甚至问他,我说:‘赛米医生,万一你一天要进去中心十次,他们也要检查你十次吗?’他的回答是:‘那当然。’一副好像我问了某个很奇怪的问题似的。我觉得,虽然我处理的都是关于精神治疗的古怪行为,但我想,人们还是很难弄得明白,别人究竟在对什么人做什么事。”

  毕尔问他,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比利在过去五、六年来多重人格错乱,让他变成一个非常暴力、好斗的人。

  “他是曾经有过一段暴力好斗的经历。但如果你要我把他归类成一个暴力好斗的人,我办不到。我只愿意坚持我发现的事实,在雅典市,一直到一连串不幸的社会事件发生之后他才暴力相向,之后他就变得很害怕,病情也开始恶化,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他也走入人群,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什么也没做,他要承受许多自我克制的考验,而我在治疗过程中已经教他如何对付这些试炼。”

  “这还只是部分的治疗。你得当一个老师,你不能只是耍些把戏,然后就跟他说:‘你会康复的。’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进程。”

  “我从来不要求他把嘴闭上。他很爱讲话,不过都还有个限度。他是个改革家;他想跳出来做点改革,但他不会伤害任何人、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偷任何东西。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他也真的渐渐好转。”

  俄亥俄州律师总会的代表伊麦克继续交叉质询。“是什么导致他转送到州立利玛医院?”

  “……你指的是直接原因还是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两者都有。”伊麦克道。

  “在比利的病情大为改善,能够走进小区里之后——不要忘了他是个刑事犯,在那之后,报上刊出一连串的文章,许多本地(哥伦布市)的地方报纸还有一些雅典市的当地报纸,都刊出一连串某些议员对本案的关心。恶名与曝光程度的激增,以及随后强压给我们的限制,对病人重现严重焦虑的情形产生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某些病征又再次出现。如果没有那么多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现在可能早就多了一名缴税的公民。”

  伊麦克问:“你是否知道他对那些压力做出什么样的响应?”

  “是的,我知道。他变得非常、非常沮丧,郁郁寡欢。他开始停止合作,变得很泄气,他说:‘做这些有什么用?反正我永远也离不开这儿了。他们就只想关我一辈子。’”

  “我认为假释局在这件案子里所扮演的角色真的很令人讨厌;他们不断地威胁、不断地干涉我们。他们从不让我们清楚知道他们想怎样,我们就没法跟著作出计划。这简直就像是天天都有一把德摩克里斯之剑悬在你头上,你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我会告诉你我们有多配合。每次只要他出去,我们就会拿起电话。如果他到街上——像是麦当劳这种地方,我们就会拨电话给当地警察、县治安官办公室以及假释局,让他们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什么时候去、有谁会陪他一起去之类的细节。”

  “之后,即使我们让他出去的时间更长一点,我们每次都(还是)会打电话。我们就是为了替社会大众着想才这么做,但他却总认为,那些人只想把他送回牢里——你听这个:‘如果我回牢里,我会死的。我会在牢里被杀死的。’你想想看,这种冲击对一个心理不是那么健全的人而言有多大。”

  [4]

  1981年4月4日的公听会上,第一件让大家感到惊讶的是,助理检控官毕尔提出一封比利寄给罗亚尼的信,信里提到罗亚尼曾买凶要杀害林德纳医师。毕尔念出信的内容以列入记录。日期是1981年1月18日,(玛丽也曾在当天日志中提及“职业杀手”):

  亲爱的(罗亚尼):

  我听说你决定干掉林德纳,我敢拿两万五和你打赌,我知道你雇的是谁。如果我没猜错人,美国警方根本阻止不了那人杀害林德纳医师的。虽然我承认你雇人很有眼光,但你的方法完全错误。

  有件事你应该考虑考虑,买凶杀人会被当成一种反社会行为,这只会让你的案子拖得更久。你是否考虑过,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愿意承接你的案件?因为他们担心可能说错话而被扁。但,如果林德纳确实曾经伤害了你、误了你的治疗,而让你一生都得待在铁窗中的话,那么,我祝福你成功。

  替我问候“史芬克斯”(译注:暗喻谜题),因为危险已然降临。

  密里根敬上

  这封信支持检控官的论点,比利还是有反社会倾向、具危险性,应该继续留在安全设施最严密的机构,而非转往雅典健康中心。

  第二件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比利要求出庭作证,站上了证人席。戈爱兰那位年轻削瘦的同事汤普森律师要求他的当事人说出名字。

  他答道:“汤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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