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48)_王外马甲

四八

　　这是极度困难的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抗日战争期间，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各敌后战场中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全区牺牲旅（地委、专署）以上干部二十七名、团（县）级干部一百二十八名，仅刘春雷的老家南宫县就牺牲了五位县长和县委书记。在惨重的伤亡面前，八路军没有退却。但是，当大饥荒威胁到群众的生存的时候，人民的军队却必须尽量减少民众的负担。机关精简了，后勤精简了，干部精简了，行政人员精简了……最后，除留下基本力量坚守阵地，战斗部队也实施了大分流。

　　离开驻地时，部队给每个战士分发了两斤玉米，可骑兵们只抓了一把放在兜里，其余的都留下了。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路旁含泪相送，一位老人家高举双手哭喊着：“为官不与民争利，贤达呀！军队不和民争食，义士啊！”如果说，通过几年的敌后战争，群众知道了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队伍；那么，大饥荒中的同舟共济，更使老百姓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爱民的政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患难见真情，从这以后，华北民众和共产党人的心彻底紧贴在一起了。

　　刘春雷是冀南的子弟。当初参军，他只是想着要保卫家园、保护亲人，现在，当他离开故乡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一位久经沙场的八路军干部了。他知道，在党领导下的每一个阵营、在八路军抗日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自己英勇献身的战场。

　　他想起前不久告别父母时的情形。当武工队离开刘家的时候，刘春雷已不能像十九岁那样洒脱地说出跩文的“戏词”，只能哽咽地请二老多多保重。刘家老太太照例是哭得说不出话来，刘老先生却说：“去吧，孩子。虽说忠孝不能双全，可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鬼子就是最大的孝。该保重的应该是你，打仗的时候处处小心点。孩子呀，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

　　“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这曾经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而如今，却又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一件事。

　　离开冀南的时候，刘春雷忽然想到：当年在南宫县一起参加骑兵团的三十五位战友，现在连他在内，只剩下八个人了。

　　§第十九章　惩戒邵鸿基

　　告别冀南，骑兵们来到豫北。冀鲁豫根据地和冀南相隔不远，两个军区多次并肩作战，所以骑兵团对这里并不陌生，杨得志司令员也是大家的老熟人。

　　不过，冀南的部队属于一二九师序列，而冀鲁豫军区属一一五师序列，虽然大家都是八路军，但是在一些习惯上还是有所不同。

　　比如，冀南的部队番号是以“新”字打头的，叫做“新四旅”、“新七旅”；而一一五师这里是以“教”字开头，称为“教一旅”、“教三旅”……骑兵团到了冀鲁豫也不好再叫“一二九师骑兵团”，只能改为“冀鲁豫军区骑兵团”或者“四分区骑兵团”。

　　不过，当地老百姓弄不清这里面的名堂，看见黑马、红马、白马，一队队地开过来，就“白马团”、“黑马团”、“红马团”地乱喊。骑兵们也胡乱答应着，反正喊来喊去都是这支队伍。在当时，华北的八路军只剩下这么一个骑兵团了。

　　四分区的司令员是赵承金（开国少将），政委是张国华（开国中将），还有个戴眼镜的副司令员朱程（1943年牺牲）。这是个刚建立没几个月的新单位，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的北部，分区总部设在昆吾县（1949年被撤销，并入濮阳县）。

　　豫北这一带，敌我力量犬牙交错，周边的敌对势力除了日伪军，还有“会道门”武装和国民党顽固派。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来之前，四分区的部队是由河北民军改编的抗日武装，力量小，战斗力不强，老是受别人的欺负，只能在日伪顽军的包围中搞一些“小打小闹”。有一次，部队偷袭东明县的临濮集，击毙了十几个伪军官，分区领导就高兴得不得了；可骑兵们都觉得这动作太小，是武工队的把戏，没多大意思。

　　三月的一天，部队接到命令：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滨河地区侦察敌伪作战意图。战士们觉得很奇怪，滨河县是共产党在滑县和长垣县的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临时县，地盘很小，派两个主力团去那里侦察什么情况？

　　“半截秀才”李大鹏这时候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向刘春雷透露了一个情况：

　　头一天，曾团长和况政委去四分区开会，在张国华政委那里遇到几个正在哭鼻子的地方干部。他们是长垣县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刚刚被国民党专员邵鸿基给赶了出来。除了两位女同志，其他的人都挨了板子，屁股都被打肿了。张国华政委还兼任着地委书记，地方上的事情也归他管，看见这个情况十分气愤。曾团长当时也提出要惩治邵鸿基。

　　如此说来，这次侦察活动的目的，也许是要找机会教训一下邵鸿基。

　　邵鸿基是骑兵团的老熟人了，他原本是国民党的南宫专员，是刘春雷家乡的父母官，在冀南的时候就配合石友三搞摩擦，经常和抗日民主政权作对。1939年，冀南军民反击石友三，邵鸿基也被打得一败涂地，从此被赶出了自己的辖区，只好扛着河北专员的牌子到河南来继续反共。现如今，他的身份是“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自称是“反共专家”，还吹嘘说“共产党的那一套我都懂，都有办法对付”，专门和八路军的主张唱反调。

　　于是，骑兵团就开往滨河地区“搞侦察”，二十一团也心照不宣地同时开拔。

　　刚到长垣县，就听说邵鸿基的部队出来了，主力赵子安支队进驻大索庄，另一个支队将在小索庄宿营，总共有一千四百多人。这个情报不仅很准确，得来也十分容易。因为邵鸿基根本不知道八路军四分区新来了两个主力团，所以事先派人到村里拉条幅、搭戏台、预备饭菜，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毫无防备。

　　邵鸿基摆在面前了，打不打？大家有点伤脑筋。

　　人家邵司令虽然很浑蛋，但毕竟不是汉奸，而且大小还是个国民政府的专员。先前，军分区领导派部队到滨河县来，明说的只是“侦察敌伪意图”。这“教训邵鸿基”的意思是大家自己猜测的，万一没猜对可怎么办？

　　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刚到新地方，该打的仗不打，显得胆小怕事；可要是打了不该打的仗，一见面就给上级领导捅个娄子，那也不好交差呀！

　　二十一团的常仲连团长（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跑来和曾玉良商量这件事。当时，骑兵团有个小电台，可曾团长又觉得不能发电报请示，因为，首长没有明说的事情就是不方便说，硬要问个水落石出，岂不是让上级“坐蜡”吗！

　　况玉纯政委想了半天：“还是打吧。反正是打，不打则已，要打就把他打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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