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19)_王外马甲

一九

　　韩永正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到四连当连长，把他的犟脾气也带到了四连。战士们不好和老百姓生气，就和其他连队较劲。别人劈刺一百，他们就来一百五；别人练一对一，他们还练一对二。打仗嗷嗷叫，评功嗷嗷叫，就连唱歌、搞运动会也要争个面红耳赤。说杂色马不好，四连的战马就不和其他连队的拴在一起，自己调教，照看得特别有精神。而且还不许别人叫他们“花马连”，自称是“铁骑兵连”（这名字可比“红马团”、“白马团”响亮得多）。一来二去的，四连的军事技术就逐渐在全团遥遥领先，“铁骑兵”的名声也传出去了。

　　曾玉良坚持改练新技术，其实是想改变骑兵团的战法。

　　骑兵的分类五花八门，但简单说来就是两种：骑马打仗的和不骑马打仗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原先就属于“不骑马打仗的”，其基本战法是乘骑行军、下马作战，说好听点是“枪骑兵”（和现在“摩托化步兵”的意思差不多），说明白点就是骑马的步兵。在这类骑兵中，战马主要是作为运输工具，战士们也主要是趴在地上打枪。

　　这种战法不好看，但这种战法是符合潮流的。一战以后，各国军队都认识到：骑兵在机枪重炮的密集火力面前列队冲锋，纯属找死。因此大家都走了“枪骑兵”的路子——行军的时候利用战马提高行进速度、扩大活动范围，打仗的时候放弃乘马冲击，下马徒步作战。

　　在当时，不仅八路军骑兵是下马作战的，国民党骑兵也是。西北“青马”、“宁马”是“枪骑兵”，日本骑兵也是“枪骑兵”。所以，虽然中日双方都有骑兵部队投入战场，但在战斗中就极少能遇到骑马对杀的场面，因为大家都趴在地上打枪，谁想耍马刀格斗也没人肯接招。

　　“枪骑兵”担任追击、包抄、穿插任务，比步兵走得快也走得远，还能携带一些重武器参与进攻和防御。但是，“枪骑兵”下马作战的时候需要可靠的“马桩”，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后方基地的稳固。换句话说，对“枪骑兵”而言，行军时战马是重要的工具；作战时战马却成了沉重的拖累，一旦腹背受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这在游击作战的环境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曾玉良就想改变下马作战的风格，把一二九师骑兵团变成“轻骑兵”。

　　轻骑兵采用乘骑作战方式。如果说“枪骑兵”是“打了就走”，那轻骑兵就是“边打边走”。和“枪骑兵”相比，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更大，但同时也存在着负重能力差、防御能力弱的缺点。由于自身无法携带重武器，缺乏攻坚手段和防御手段，轻骑兵更容易受到敌方重火力的打击。

　　在机动性和抗打击能力的取舍上，曾玉良团长选择了前者。他认为：“日军的火力虽然猛，但华北平原这么大，鬼子部队分散，不可能把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对付我们。只要我们走得快，游动及时，就一定能战斗下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1942年以前，在冀鲁豫敌后战场上活跃着四支八路军骑兵团，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改成了轻骑兵，也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百团大战”之后，抗日局面一派大好。1940年底，日伪政府在其占领区搞了一次“治安综合评定”，评分标准包括四个大项、二十个小项。评来评去，“重要地区评比”中河北、山东的交界地区最差；“河北评比”中冀中最差；“山东评比”中鲁西最差。骑兵团当时在鲁西北，听说这个成绩，大家都乐了，纷纷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全国倒数第一”。

　　日本鬼子急了，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从华东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七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采取“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和据点围困住我抗日军民。

　　就在日军加紧对华北实施“强化治安”、大“扫荡”的时候，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为救援新四军遇难部队，冀南的新四旅不得不紧急南下，留在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就只剩下新七旅和新八旅，而新七旅在刚结束的“百团大战”中部队减员严重，新八旅（由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并而成）的战斗力又比较弱，这就使得陈再道司令员在反击日军时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回到冀南、受军区领导直接指挥，担任战区的机动力量，承担起“救火队”的重任。骑兵们没有辜负首长的信任，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他们积极拔除据点，破坏封锁沟，袭击敌交通线，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初，骑兵团奉命夜袭山东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各连队在况玉纯政委的指挥下徒步攻坚，架起梯子硬冲寨墙，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八路军打了一晚上也没把主炮楼拿下来。突击队提出炸掉炮楼，可地方上的同志又不同意，说是楼里有我们的内线，结果一直打到天明也没看见内线有啥动静。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退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八路军打怕了，跑到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

　　郝楼之战恢复了鲁西北根据地的东西交通，上级领导表扬了骑兵团，当地群众也杀猪宰羊慰问战士们。开完庆功会又开总结会，曾团长让各连的班排长谈看法，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吗？”团长却说：“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曾玉良认为：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极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八路军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拉大间距，五百匹战马排成十多里地的长队，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敌人弄不清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不敢出门，老百姓就趁机破坏公路。

　　青纱帐长高了以后，骑兵团就选择合适的地形隐蔽起来，先由民兵把敌人引出据点，骑兵部队再冲出来截断退路，掩杀一番……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五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一百二十多里，消灭大量日伪军，而我几无伤亡。”——这是当时的战报上记录的。

　　这战报上“几无伤亡”的意思是伤亡很小。其实伤亡还是有的，因为刘春雷就在这期间受了伤。

　　那是1941年5月，在朝城县（今山东省莘县）打伪三十一师文大可。

　　这位文大可师长是东北军出身，“西安事变”时曾经做过一些对我党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当时也才刚投靠日本人不久，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最好能把文师长活捉回来，教育教育，争取让他改邪归正。于是，三十一师被打垮了以后，骑兵们就咬住伪师部，快马加鞭使劲追。可是那位文师长却不识抬举，快马加鞭使劲逃。

　　追到雷庄、郑庄附近，鬼子的一个大队前来增援了，王占奎勒住战马喊道：“大炮，有大炮！”

　　前面有日军的两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两百多公斤，能用一匹马拉着走；如果拆开来运输，两匹骡子就能驮走，虽然个头不大，但在当时要算是不得了的重武器了。刘春雷以前没见识过这玩意儿的厉害，马刀一挥，满不在乎：“怕个屁，跟我上！”刘金魁也喊：“跟着班长同志，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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