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17)_王外马甲

一七

　　二连的老连长王永元，这时候既不是官也不是兵，不知道是个什么身份，可他的威望还在，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上！”就冲了上去，二连一排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的汽车给围住了。

　　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愣是背靠着背和一大群八路军拼刺刀，不死不歇气。汽车边上趴着个日本军曹①，被翻倒的车门压住了不能动。王元力跑到跟前想看一眼，小鬼子突然拉响了手雷，崩起的弹片把老王的脸上划了个大口子，害得他从此破了相……可是，鬼子再凶悍也抵不过咱们人多。四班副班长马德元腿部中弹，带伤砍了两个鬼子；其他战士你一刀我一枪，很快把敌人消灭了。

　　【① 军曹：日军的军衔。】

　　几个鬼子兵躲在乱坟岗背后顽抗，小战士李茂林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抱着个掷弹筒转身就跑，被八路军一阵排子枪撂倒了。

　　这场战斗，刘春雷从头到尾没放枪，一直陪着那个老头看热闹。仗打完了，他跑到汽车跟前一瞧，却看见二连排长王元力脸上缠着绷带，坐在地上不言语。警卫班的李茂林拎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站在他旁边一个劲地抹眼泪。大刘觉得真是怪了：人家王元力受了伤都没有哭，小李子这么伤心是为了啥？

　　李茂林是政治处况玉纯主任的警卫员，当时况主任还没有马刀，警卫员当然就更没有了。战斗一开始，小李就盯上了鬼子宣抚官的军刀，心里稀罕得要命，可惜他动作慢了点，日本刀落在了王元力的手里。王排长嘴巴被弹片划开了，说不出话，可就是抓着军刀不肯撒手。小李子急得直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唠叨：“凭什么你们能有马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一把刀也没

　　有？……我拿机枪和你换马刀还不行吗？……”

　　最后，王排长被这小家伙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让给他了。那军刀把上镶着三颗星，是日军大尉的佩刀。

　　半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八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七名红军骨干。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这场战斗在鲁西北的影响很大，因为，自从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当地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直接和日军交战，鬼子在聊城一带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把人民群众压迫得喘不过气来。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再次掀起了对日作战的新局面。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八路军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一九三七年，鬼子进了中原，

　　先占了卢沟桥啊，后占了山海关。

　　那火车就开到了济南，哎咳哟，

　　鬼子就开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

　　瞄了一个准啊，打死个日本官。

　　……

　　当天，骑兵团在小冯村安葬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大爷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住上房，吃水果，精心照顾，还让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老百姓的热情让八路军伤员感动得流眼泪，那些伪军俘虏在一旁看着也惭愧地哭了起来，当即有人表示：“如果八路不嫌弃，我愿意跟着你们打日本。”

　　第二天，日军出动二十五辆卡车到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又重新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第八章　新来的团长

　　1939年底，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以教育争取为主，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师、暂三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于是，从1940年3月到7月，八路军集中十七个团，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及其同伙六千五百余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这期间，刘春雷和二十多个斥候骑兵被抽调到中央纵队的通讯队，在宋任穷、陈再道和新四旅的徐深吉旅长（开国中将）之间来回跑。

　　按说，八路军步兵的团、营单位也有骑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这种十多个团的大仗来，乘骑通信员就显得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强，需要斥候骑兵予以协助。打仗的时候，骑兵们聚集在首长周围，领导一发话，一个骑兵跟一个专职通信员，或者两三个骑兵跟上一个参谋，打马就往部队跑。乘马通信经常要穿越一些情况复杂的地段，斥候兵平时经常在外面转，见多识广，熟悉沿途环境，对周围的敌情也比较了解，能够提高安全性和准确性。

　　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多变，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有天晚上，刘春雷和新四旅的通信员去七七一团送信。黑夜里，他俩只知道大概的方向，跑了几个小时到了个村子。哨兵问“什么人”，这边答一句“送信的”，马也没停就进去了。

　　他们进了村就找马灯。那时候，部队的办公机关晚上都在院门口挂一个马灯，通宵亮着。他们走到马灯跟前喊声“报告”就往院子里钻。等屋里的人探出头来，他们这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两人转身就跑。刘春雷动作快，打马从村子的另一头冲出去了；通信员的动作慢了点，被打死在路口。

　　有时候通信员和参谋不够用了，骑兵也单独送信。但由于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对一些军事术语也就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为了防止意外泄密，骑兵传令大都是口信），特别是首长们大多是南方口音，就更让北方兵们犯糊涂。

　　有一次中央纵队派骑兵传令，四个人愣是传出三种说法来，把徐深吉旅长（他也是湖北人）气得要命。

　　1940年8月，刘春雷回到骑兵团，团部通知他到骑兵二连去当班长。

　　这时候，廖冠贤调到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当政委，黄家景①团长也调走了，参谋长徐国夫到新八旅二十二团去当副团长，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升任骑兵团政委。

　　【① 黄老是1913年生人，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58年率领预七师在北大荒集体转业，任合江农垦局局长，现已九十四岁高龄。】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骑兵团没有团长、副团长，也没有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只有新上任的况玉纯政委一个人管事。

　　当然，特派员徐青山也能帮着况政委，于是两个政工领导就接着“反对不良风气”，结果反着反着就出了个事故。

　　骑兵团有一帮陕北来的基层干部，战功大，脾气也大。这里面，新任四连长韩永正的性格最倔，没人敢惹；老的二连长王永元被教训过一次，老实多了；剩下的一连长许得和（1942年牺牲）、一连副连长米秀山和三连副连长李树茂（1948年牺牲）就成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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