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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派部队寻机出击,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委书记,这叫“开辟局面”;如果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共产党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敲打他一下,这叫“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派来几支人马,驻扎一阵,这就是“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征收军粮。

  征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杂牌武装,地方豪强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随后,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以后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都是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匪顽的欺压也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征收粮款,不仅要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根据地创立之初,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系还不完善,骑兵团的粮草征收工作主要是由斥候兵完成的。刘春雷最头痛这项任务。“征军粮就像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必须胆大、不害臊才行。”大刘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崔连喜还帮助刘春雷练习口才。先编好说词,跑到高粱地里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是到了地方,刘春雷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老乡家的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几次三番以后,说话的事就交给别人了,大刘只负责写字。

  八路军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地主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斥候骑兵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收走了。工作队长说不可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伪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队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八路军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军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19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儿,敌人车队来了,斥候队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伪军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像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过便宜,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吗?

  其实,抗战初期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像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成效。像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1938年、19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军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距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组织成熟之前基本上是由斥候骑兵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动作简单。刘春雷他们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着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他们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可没想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一阵,把电话线全都接上了。得了,第二天还要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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