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征战实录(33)_蔡仁照、孙科佳

三三

　　他十分清楚，东南局、新四军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随着皖南部队的撤离，他将永远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感到委屈，感到愤慨。

　　“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鬼知道，这七大会在什么年月才能召开。即使召开了又怎样？

　　伟大抱负搁浅，崇高权力丧失。对于项英来说，无疑是一种永远灰暗的无期徒刑。

　　在人类所有力量之中，恐怕要数求生的力量最为无穷。此刻，项英心中的阵阵寒意，已被一种求生的力量所驱散。求得政治生命的存活，眼下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如何选择北移的路线上了。

　　他在中央来电的右上角批示：

　　项已阅。请国平、子昆传阅。明日召开军分会，讨论北移路线。

　　1940年12月27日

　　叶挺端坐在办公椅上，凝视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挂轴：

　　正直之姿，刚毅之色；
　　琴心剑胆，慧眼柔肠。
　　下面一行小字：
　　愿与希夷共勉，书于民国28年仲秋。

　　这是顾祝同送给他的。

　　“唉，”叶挺长叹了一口气，“慧眼柔肠，这也许是遗传吧。”他想起了自己的幼年。他的祖父叶沛霖，父亲叶承恩极端重视他的道德教育。规范教材就是一本《崔氏家传座右铭》，基本教义就是：“休论人之短，莫夸己之长，施恩不望报，受惠慎勿忘，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虚荣不足慕，古诫勿违抗。”这种幼年教诲犹如刻字在石，终身不忘。它们滋生出他的许多优长，也孕育了他性格的悲剧。

　　叶挺的目光又移向挂轴，心中在想：顾祝同，但愿你能有正直之姿。

　　“报告，”秘书走了进来，怯生生地望着叶挺，终于说出了叶挺不愿听又不得不听的话，“项副军长指示，请您列席明日的军分会会议。”

　　“列席”这个字眼，不止一次地深深刺痛着叶挺那根敏感的神经。军长列席会议！这有什么错？不错，他是军长，但是，他不是党员。这支钢铁军队从它初创时起，就有了一个钢铁的纪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错，项英是副军长，但是，他是党员，是党的军分会书记。党的军分会会议，非党员只能列席。这怪谁呢？

　　但是，叶挺确实感到不痛快。项英就是党吗？叶挺总觉得项英的许多主张与中央背道而驰，他，一个脱党已经13年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云岭远离中央，应该说机要科是联结中央与军部的纽带。然而，尽管机要科近在咫尺，一个国民党任命的军长却不能涉足半步。他不能去看一看用叶、项名义向中央发了哪些电报，也不能查一查，中央对新四军的工作有哪些批评和指示。他没有独自发过一份电报，也没有独自收到过一份电报，他不知哪些应该看的他没有看，也不知道中央听到的是否是他的真正声音。项英有时也同他谈中央的指示，但他弄不清其中有几分是中央的精神，有几分是项英的本意。

　　项英非但不尊重、不信任叶挺，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疏远叶挺。项英开始同叶挺一起吃小灶，不久项英跑到大食堂吃饭，丢下叶挺一人吃小灶。军部的干部也有意无意疏远叶挺。

　　军部有没有他，一切工作照常进行。除了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外，他变得可有可无。在项、袁、周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却有大量时间骑马、照像、看书、养狗、陪夫人散步。

　　按着项英的旨意，原和叶挺紧靠在一起的参谋处，移到了项英住处。一次，叶挺饭后散步路过参谋处门口，从里面传出项英的声音：“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就是延安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军部与三战区搞统一战线，我与叶挺搞统一战线，团结他一起抗日……”项英的这套统战理论深深地刺痛了叶挺的心。叶挺忽觉一阵眩晕，他感到压抑、苦恼、委屈、痛苦。

　　于是，岩浆终于喷发。于是，也就有了如前所述的叶军长辞职的历史一幕……

　　往事如昨，虽几多怨怒，叶挺此刻不再去想。他知道，此刻新四军已危在旦夕，身为一军之长，还是要在军分会会议上作最后的努力。

　　1940年12月28日。

　　上午8时，项英来到会场，人已到齐了。

　　这两天，他是在迷茫、绝望中挣扎过来的。但是，他毕竟是挣扎过来了。他意识到新四军危险重重，更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荣誉将丧失殆尽，他怀着一线希望走进了会议室。人们见他步履沉重，满脸怅惘忧虑，不禁投以同情的目光。

　　项英像被人窥见到内心深处的秘密一样，勉强笑了笑说：“现在开会，同志们，中央的电报大家已经传阅了。我认为，中央的批评非常及时，非常中肯。今天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到底选择哪条北移路线。”

　　这个问题近二、三个月来，成了军部领导开会的保留项目。每每讨论起这个问题，总是各说各的，常常弄得不欢而散。然而今天不一样，中央已经提出严厉的批评，况且距蒋介石规定的北移期限仅剩3天。

　　“先请叶军长发言。”项英以尊重的口吻发出了邀请。

　　叶挺没有反应，端坐在椅子上，挺拔的身躯犹如松柏，严峻的脸上毫无表情。

　　项英见状，十分不悦。但考虑到这次会议重要，需要有个良好、和谐的气氛，不宜一开局就僵住，便强忍住火气，转过身来对袁国平说：“看来军长正在思考，国平，你先说说吧。”

　　“唉，”袁国平长叹一声，“蒋介石、顾祝同逼我们直接北渡，想借日军之手将我们消灭。走其它路线，他们又以违抗命令为由向我们开火。怎么办呢？我想还是分批偷渡，能走多少走多少。”听起来袁国平的话悲观至极。

　　“这是下下策，”项英有些着急，“要能走早走了。”

　　“那为什么不走！”叶挺已按压不住满腔愤慨，大声说道，“早一、二个月就在铜陵、繁昌勘察好地形，筹集了船只，选好了渡口，完全有把握渡过去，为什么不走？现在，日军的舰艇游弋江中，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我反复考虑，北移路线以向东为最佳路线。”

　　“蒋介石已下令，不准我们向东，”项英恢复了以往的神气，口气柔中有刚，“如果我们硬要走，他们可以借口我们抗命打我们，况且苏南日寇正在扫荡。”

　　看来，会议不到30分钟就进入了“临战状态”。为避免像以往那样毫无结果，不欢而散，周子昆站了起来，以平静的口吻向作战科长说道：“志高，这几天敌情有什么变化？”他想把话题暂时引开。

　　李志高正在考虑自己的想法，冷不防政治部主任点了名，便仓促地说道：“敌情方面没有什么变化，大家知道，北面是鬼子，东面有25师和108师，南面茂林、三溪、旌德一带未发现敌情，只有40师一个营兵力在星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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