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征战实录(28)_蔡仁照、孙科佳

二八

　　就在毛泽东沉思于清凉山下的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作为国民党中央军“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此刻正不停地吸着烟。站在一旁的参谋处长岳星明心里很清楚：司令长官是在吞云吐雾中渲泄着十余天来的不快。

　　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顾祝同与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不同，他从黄埔时期起就一直追随、依附蒋介石，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好不容易利用抗战的机会，派其心腹、同乡和同学韩德勤惨淡经营苏北，保住了苏北这块地盘和第89军这支实力。可惜，黄桥一役，韩德勤遭重创，顾祝同的心也随之颤抖。他感到愤懑，他要为自己唯一的嫡系韩德勤出一口恶气。

　　手中的烟头在闪烁，顾祝同的眼睛也发出了亮光。昨天，“皓电”发表了，他看到了委座的决心，也看到了自己的机遇。他心里很清楚，在限制新四军的发展方面，他颇受蒋委员长赏识：

　　1939年5月5日，顾祝同根据国民党中央颁发的《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密件，向辖区各地党政机关、部队发出了关于取缔中共和新四军“违法”活动的密电。接着，他正式下达了《第三战区各省防制共产党活动实施办法》，命令各地加强肪范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活动，一有情况，立即上报。1939年9月，顾祝同从参谋处、政治部、军务处和办公厅挑选精兵强将，组成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情报室。为了加强皖南特务工作，特派军统特务张超坐镇指挥。广泛收集有关新四军及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报。

　　1940年5月，顾祝同派遣战区上校高级参谋、军统特务陈淡如到云岭新四军军部任联络参谋，公开任务是调解新四军与当地国民党军队、政府之间的“纠纷”，考察新四军对日作战情况，实际任务是收集新四军情报。

　　1940年9月，第三战区成立了以上官云相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党政军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奉顾祝同旨意，拟定了防制共产党、新四军方案，组织了特种委员会行动队，严密监视新四军。

　　……

　　此刻，顾祝同看到了立功受奖的机会，于是，十余天来的不快，随着“皓电”中暗藏的种种杀机，随着手中烟头的缕缕青烟而荡然无存了。他狠狠地掐灭了烟头，转过身来，对伫立已久的参谋处长岳星明下达了指令：迅速拟出增强皖南兵力，作堵击准备的“防堵计划”。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期部署业已完成：汤恩伯率9个师10万人进兵豫皖苏；李品仙率4个师5万人进攻皖东根据地；顾祝同、韩德勤、冷欣则准备扫荡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云岭。新四军军部。

　　秋雨濛濛，项英站在窗前，透过细雨的屏幕望着朦朦的群山。身为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他，有着历史的辉煌。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项英出尽了风头。斯大林单独接见了他，会见时的情形和斯大林那一字千金的评价，使项英久久甚至终生难以忘怀：“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在斗争中锻炼，要加强理论学习，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

　　他记得，斯大林眼睛里充满希望的光芒。这位共产国际的最高负责人亲手送给项英两件礼物，一支手枪和一支钢笔。

　　这也许是斗争和学习的象征。

　　他的政治素质受到过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赏，他的形体神态、音容笑貌又给一位美国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39年，美利坚合众国颇负盛名的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南昌新四军军部采访了他。这位美国人是这样描述他的：“他的外貌不给人好感，实际看上去，他很像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心目中的‘典型苦力’；他身体结实，肌肉发达，身材矮小，从背后看去，他的头很像圆屋顶那样突出；他的双手手指粗短，布满老茧，他的嘴唇和鼻子宽厚；他的牙齿突出，不整齐，不美观，而且缺少了一些牙齿；但他的笑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容……”

　　项英喜欢细雨，他有着自己的清高和孤傲。眼前这霏霏细雨给他以畅快，任他去遐想。

　　一阵急促的脚步和一声“报告”，使他不得不从烟雾迷朦中收回目光，收回遐想。机要秘书送来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的电报。

　　项英扫了一眼电报内容：

　　……皓电发表后，反共高潮上升，我们在军事
　　上必须第一步以移动为名，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以便于我军集结应战。
　　希夷（即叶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的大部队。
　　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上，或整个留皖南，
　　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
　　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

　　黄桥战役前，毛泽东、王稼祥即有电报称：“韩德勤部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

　　黄桥战役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叶、项：“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介石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此时迅速过江，绝对不要再延迟。”

　　项英不再去想，早在一年前中央就开始催促他北上，时至今日，他仍然感到很烦恼。

　　他认为，毛泽东算什么？不过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十分了解，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而他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一个独撑一片天的党的重要负责人，一个总结过敌后3年游击战争经验的英雄，一个共产国际给予高度评价的革命领导者，一个在新四军中颇具威望和绝对权威的人，怎能让别人来指手划脚？

　　项英不愿北进，他有着自己的战略构想。

　　一份刚刚送来的苏联大使通报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毛泽东的面前：

　　国民党正与德国、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毛泽东立即联想到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联想起国民党的“皓电”，联想起国民党兵力调动与部署情况，于是对时局作出了如下的判断：

　　如果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
　　如果英国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的），
　　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
　　由蒋介石派人自行管理（可能性很大），
　　如果参加德意日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财，
　　蒋介石是愿做贝当的，……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很大。

　　毛泽东很清楚，如果蒋介石直接准备投降德意日，共产党不仅要立即准备与大资产阶级永远决裂，更重要的是要立即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全面战争，并承受日蒋两军的严重夹击。

　　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

　　中共中央深感事态严重。

　　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当，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

　　毛泽东举棋不定。

　　毛泽东先后致电各地党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提出看法，中心问题：军事上是坐以待毙，还是先机制敌，即：“我军不待日蒋夹击到来，即从50万人中抽调至少15万精兵，分数路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以此来避免严重的日蒋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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