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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第4、第5支队在大桥镇东南的古城集又一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加强了皖东根据地的建设。

  8月,新四军第5支队与八路军第5纵队共同开辟了淮(阴)宝(应)区,这就使皖东与淮海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9月5日至17日,我军作战60多次,歼灭日伪军600多人,进一步巩固了皖东根据地。

  叶挺处理完高敬亭事件不久,就离开了新四军军部,两度到重庆,历时10个多月。新四军东进北上和同顽固派斗争期间,叶挺军长也经历了种种甜酸苦辣——

  1939年8月15日,叶挺和项英联名拍电报给位于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该电称:

  希夷已返部。叶拟赴重庆解决江北部队编制问

  题及全军经费问题,但不知重庆关系如何,是否可去,请即电示。

  8月21日,叶挺又单独给周恩来拍电报。该电称:

  恩来同志:

  我已由江北南返,本军经济困难情形极端严重,拟即来渝向委座报告并力求解决,你意如何,请即答复。

  不久,叶挺没有得到答复就离开了皖南。

  其实,周恩来早在7月份就离开重庆回延安。在延安时,周恩来骑马跌伤,住进了医院,准备去莫斯科医治。叶挺就不能及时收到回电了。

  一路上,叶挺思绪万千。数月前,他离开新四军军部,也离开了项英,他觉得自己干得很顺心,江北部队的东进问题也解决了,尽管经费困难,彭雪枫的部队没有正式番号,但他相信通过他的努力这些问题可以解决。项英对他处理高敬亭的问题也很满意,项英还给军委打电报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而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

  到南昌以后,叶挺改乘火车,有时还特意看望沿途的朋友。9月底,叶挺到达广西桂林。

  10月初,叶挺乘飞机到达重庆。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叶挺就向董必武和叶剑英谈了他要找蒋介石解决的新四军的经费问题和编制问题。

  10月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其中汇报了叶挺到重庆后的情况。其中讲到:

  叶已到渝,昨日晤谈。据说对新四军问题他将向蒋提出:
  一、经费至少须增至30万元一月;
  二、江北各部队均须以合法名义;
  三、如经费不加,则新四军将在其驻防区内设县长,就地筹给养。

  在重庆,叶挺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大梁子青年会招待所。叶挺向董必武、叶剑英谈了自己的想法以后,又通过设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军委会要求见蒋介石。有空时,叶挺也同李济深、陈铭枢等一些老四军的熟人聚谈。

  谈到战场情况,叶挺有时很气愤。他说:新四军在前方打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却在后方围攻新四军,诬蔑新四军“破坏军令”,这算什么事?

  叶挺还说,我今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情况这么复杂,我实在干不下去了。

  旁人听了,说:现在,国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你的处境不管多么困难,都要忍辱负重,奋斗到底呀!

  听到这些劝慰的话,叶挺不再作声了。他想起了当年在北伐战场上冲锋陷阵,他多么希望也在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场上冲锋陷阵……

  不久,叶挺接到通知,蒋介石要见他。

  蒋介石已经知道一些新四军的情况,也听到了“叶项不和”之类的话。因此,他见到叶挺时,显得格外亲热。

  叶挺向蒋介石报告了新四军召开参谋会议和整顿第4支队的情况。蒋介石不时地“嗯嗯”几声。当叶挺提出要把新四军的每月经费至少增加到30万元,要给江北新四军第5、第6支队下达正式编制时,蒋介石显得不耐烦了。

  让我考虑考虑,蒋介石说。但蒋介石马上又说:你叶挺没有在新四军起到领导作用,光知道要钱、要枪、要扩大编制。你是一军之长,有负我的希望。

  蒋介石想来想去,还是要拉拢叶挺。他问叶挺:“你在新四军自由不自由?”

  “我是军长,怎么会不自由?”

  蒋介石又问:“你想不想参加国民党?”

  叶挺马上说:“我只想参加抗日救国。”

  谈话中,叶挺明显感到了蒋介石那种挑拨和拉拢的用意,他感到气愤,新四军在前方杀敌,蒋介石连合法的名义和最基本的经费都不解决,他无法当好这个军长,他想请求辞职。

  蒋介石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对叶挺说:“你离开也好,或许有比四军更有意义的事要你去做。”

  片刻,蒋介石又问叶挺:“如果你离开四军,谁可以代替?”

  “最好是叶剑英。”叶挺说。

  蒋介石“嗯”了一声,脸上露出一丝不快的表情。蒋介石显然不能接受叶挺的建议。

  事后,叶挺把同蒋介石谈话的情况详细向董必武、叶剑英作了汇报。不久,叶挺找个理由请假回到澳门家中。

  叶挺离开新四军军部以后,项英渐渐不安起来。项英担心为此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就问沈其震:“叶挺是你送走的?”

  沈其震说:“叶军长离开皖南时,我到绩溪为他送行。”

  项英一听,心里更恼火,说:“既然是你把他送走的,现在就要你去找他,把他请回来。”

  项英还给叶挺打电报,希望叶挺以新四军数万部队的生存发展为重,就新四军的经费和编制问题再到重庆去交涉。沈其震离开皖南时,项英还写了一封信要他带给叶挺。

  沈其震一路寻访,来到澳门,由廖承志陪同去找叶挺。叶挺看了项英给他的信,对廖承志说:我可以再到重庆去交涉,但有无结果,我没有把握。

  不几天,叶挺同沈其震一起来到香港找宋庆龄。那时候,宋庆龄主持保卫中国同盟,许多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药品,医疗器械、被服、食品等物资都集中在宋庆龄这里,然后再由宋庆龄设法送往内地。见到叶挺和沈其震,宋庆龄很高兴,她把叶挺和沈其震带到仓库里,说:新四军需要什么,你们就挑选什么,尽量多带走一些。

  保卫中国同盟还赠送给新四军一些港币和国币,这些物资和款项后来都转送到皖南的新四军部队。

  1940年春节过后,叶挺再次到重庆同国民党方面交涉。这一次,叶挺主要是找国民党军委会的一些熟人疏通关系。蒋介石没有见叶挺,但是国民党方面认可了江北新四军部队的番号,新四军的军费也比原来增加了4万元。

  叶挺的要求尽管没有完全满足,但总算有了收获。

  3月25日,出国治伤的周恩来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周恩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后,又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征程,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5月31日,周恩来到达重庆。当周恩来看到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一份电报时,不顾20多天旅途的疲劳,立即去找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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