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征战实录(序幕2)_蔡仁照、孙科佳

序幕(2)

　　小车在急驶。重庆街上，到处可以听到抗日的呼声，也可以看到国民党特务的影子。周恩来等人找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当面提出了质问和抗议。

　　周恩来返回红岩村时，夜已经深了。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到处漆黑一片，连星星也没有一颗。夜幕里，一切都显得朦胧、迷离……

　　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却难以平静。白天发生的事情太惊人了。日本法西斯的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抓人、杀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遭到无情的践踏，在抗日军民奋起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严峻时刻，蒋介石政府却诬蔑新四军是“叛军”，这正是千古奇冤。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先后来到红岩村13号。这是一幢“大有农场”的三层楼房改建成的办事处办公楼。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重庆时，办事处的房屋一度被炸毁，工作人员自己动手，修建了这幢办公楼。这幢办公楼四周的山坡上，国民党别有用心地建立了一些宪兵、警察和秘密特务机关，构筑了机枪阵地和瞭望台，日夜监视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活动。

　　监视是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依然机智、勇敢地开展各项工作。

　　这也是一次紧急会议。大家情绪激昂。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公布以后，新四军面临的形势会更严峻，应该抓紧时间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揭露蒋介石的阴谋。”

　　“应该向全世界揭露。”另一个人说，“要彻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这一阴谋。抗日战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抗日战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击法西斯分子的一个重要战场，世界应该知道国民党撤销新四军番号的真相。”

　　会议决定，利用《新华日报》这一阵地，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武汉沦陷以后，《新华日报》又迁到重庆出版，山西、广州、西安设有分馆，郑州、潼关、洛阳、许昌、宜昌、南昌等地设有代销处。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里，及时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是国民党统治区影响最大、最受群众欢迎的报纸。

　　毛泽东当年称赞《新华日报》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对于这个“方面军”，国民党方面往往给予“特别关照”。报纸稿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前一个时期，有关皖南事变的稿件全部被新闻检查官扣下。这天夜晚10点多钟，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检查官突然来到《新华日报》社，东张西望的。他们心里有鬼，不放心呀！

　　“稿件不是都看了吗？”有人责问。

　　“我们要看明天的大样。嗨嗨！”那人皮笑肉不笑。

　　“看大样？早呢！”

　　“我们等，等……”

　　周恩来的题词已经写好了。副官特地从红岩村把题词送来，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要求报社加快编排，组织好制版和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如果新闻检查官看到周恩来的题词，一定会扣下。

　　斗争越是尖锐，越是需要智慧，需要勇气。看见坐在那里等候看大样的检查官，报社的同志们胸有成竹。他们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

　　一种版面上刊登了周恩来题词的手迹。

　　另一种版面上没有周恩来的题词，那是专门给新闻检查官看的。

　　夜越来越深了。夜空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乌云把夜空压得很低很低，像是要塌下来似的。寒风吹得楼外的树沙沙地响，让人觉得格外寒冷。新闻检查官再三催促，终于看到了那个没有刊登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版面。他们看了又看，互相交换眼色，终于离开了《新华日报》社。

　　他们实在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以为可以满意地向上司交差了。

　　他们回到住处，倒头就想睡。谁知被子没有铺开，就听到一阵严厉的斥责：“混蛋！”他们本想声辩，但当他们看到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时，惊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大批大批的《新华日报》已经冲破山城的重重浓雾，传遍了重庆，轰动了重庆。

　　第二版上，周恩来的题词占六栏地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第三版上，用五栏地位登出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的一首诗：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两个版面，满含悲愤的25个字，一下子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的实质，具有一种强大的震撼人心的抗议力量。报社的工作人员把报纸印好以后，把它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巧妙地从红岩村运到重庆城里，送到读者手中。

　　周恩来的题词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人们争着购买报纸。不到一上午，当天的《新华日报》都销完了。

　　毛泽东看到这一天的《新华日报》后，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国难，又是一次国难。中国的灾难太多了。

　　中国人民怎么能忘记，1931年9月18日的那个夜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再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

　　东北有一支东北军，有东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谁知，东北军不战而溃，军政官员四散逃避。19日，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沈阳。不仅仅是沈阳，长春、营口、辽阳、鞍山等20座城市都被关东军侵占。再过4个月又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

　　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想打日本鬼子，却被蒋介石束缚住了手脚。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石却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那时候，蒋介石想的是集中力量在江西“围剿”工农红军。

　　历史在9月18日这一天划下了一道重重的伤痕。

　　“九·一八”，作为一个特定事变，震惊中外。

　　6年以后，又一次震惊中外的事变发生了，那是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

　　也是一个天高月黑的夜晚，驻丰台的日本驻屯军一部分部队在北平西南宛平县境内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实弹演习，诡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种侵略行径当然会遭到中国驻军的严正拒绝。双方的交涉只是一种形式，无论怎么谈，日本军队都要向卢沟桥、向宛平、向附近地区发起进攻。

　　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七·七卢沟桥事变”，又多了一道伤痕。

　　事变往往同灾难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在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的重要时期，历史又写上了“皖南事变”。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要围歼坚决抗日的新四军。

　　这正是“千古奇冤”。

　　在发生“卢沟桥事变”以后的第10天，蒋介石一度作出历史性的抉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上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时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是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个正确的宣言，因而受到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同胞的欢迎。

　　然而，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投降活动，更没有放弃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投降和反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中的两大污点。

　　早在新四军组建时，蒋介石一伙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历史为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新四军将士树起了一座座丰碑。历史也在诉说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事变中的暴行。

　　让我们掀开历史中的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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