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11)_马立国

一一

　　简言之，天津存在着稳定的因素，但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谓之天津卫，津门。门之不守，唇亡齿寒。宋哲元占领了北平，天津无法控制，兵家所忌。

　　宋哲元以天津市内经常治安骚扰，形势动荡为由，陆续将张自忠三十八师移防天津周围，又将黄维纲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天津市区。后，又将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固安河间一带，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与日军相接连的最前线，宋哲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

　　华北，出奇地平静了20天。武攻以后，必有文备——这是日本式的兵法。

　　自从中日两国外交升格以后，两国首次互派了大使，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中心议题是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的中国三原则，和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我们不妨实录如下：

　　中国三原则：

　　（一）中日两国互相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的完全独立；

　　（二）两国维护真正的友谊；

　　（三）今后，两国间一切事件，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

　　之后，发生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事件。日方当局顾虑与中国关系趋向紧张。中国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上海与有吉明大使密谈，通告要点如下：

　　“尽管发生了华北事件，但中日亲善的方针不变，中日提携所必需的原则须有具体规定。在方法上，将华北和中国完全分开……”

　　唐的通告解除了日方的顾虑，给日本方面吃了定心丸。

　　广田外相顺水推舟，提出了广田三原则：

　　（一）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倚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为事实上之默认……；

　　（三）来自外蒙之赤化，为日满支三国之共同威胁……应依日方……之希望，作各种协力……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实又将中国放于附属国的地位。日本少壮军人对政界与南京亲善态度仍表示不信任态度，称之“水鸟外交”。

　　此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酒井等人的小报告之下回国述职，新任驻屯军司令官是多田峻少将，多田下车伊始，即发表了多田声明：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等七条。

　　多田的意思明确清楚，即：华北脱离中国，经济政治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自治独立。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和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政府与入侵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为了侨民安全，八国在华有驻兵权，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1250人，最少的是荷兰、意大利等国，50人，其他国家驻兵人数后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或是减少。唯独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1935年前后，其人数大约增至2000人，分散在山海关、天津、杨村、丰台等地，以天津最多，约5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

　　人数不多，但有大日本陆军做其后台，少壮军人个个都很跋扈。兵者凶器也，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

　　二十九军3个师进驻平津分驻在塘沽、天津、廊坊、丰台和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北苑等地。

　　外交部次长与日大使有吉明密谈中已经明确“将华北与中国问题分开”，实际已经默许华北可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宋哲元只要向日方一摇摆，恐怕即成现实。况且宋哲元一直与蒋、汪代表的中央存有芥蒂，如中央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等于逼宋上梁山。

　　7月17日，蒋介石密派军政部厅长中将熊斌到天津会晤宋哲元。熊与宋私谊不错，熊斌早年是留日学生，“塘沽协定”的首席代表。调整宋与日关系是最合适人选。

　　熊斌到天津见到宋以后，向宋宣布中央决定：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因赵登禹在长城抗战之后已获此殊荣，此次不再颁发。

　　宋哲元当着熊斌的面没有表示出任何喜悦和感激。宋熊心照不宣，明白“这不过是务虚”。熊又进一步宣布，中央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也不过是顺水推舟。此次来会宋哲元以私人传达上面旨意，并非正式宣布，不像负察省主席事，宋还不知早已见报，命令式的决定没有转弯余地。现在不过是试探宋的口气。如宋接受表示宋还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绝，很可能宋在日本人那里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许诺。

　　宋慢慢悠悠地说起了在平津处境艰难。其中主要是兵力不足，装备太差，财政困难等。熊斌一一答应，说马上报告中央。熊的许诺倒很认真，果然不久，中央拨款50万元改善二十九军装备。后款项拨给各师，如何使用不了了之。

　　熊斌见有希望，进一步告诉宋哲元，委员长要在庐山见宋晤谈华北问题，要宋早做准备。

　　宋虽口头答应见委员长，可心里在嘀咕。宋与中央关系一直不好，而且在言谈话语中对蒋多有不敬，在报纸上都白纸黑字为证，弄不好此去不回，夺去军权岂不哀哉！宋不敢往，几经和部下商量，还是决定以“军务瞬息不能离身”为借口派秦德纯代行。

　　7月下旬秦德纯赶到庐山，蒋介石在牯岭美庐别墅以家宴形式用四菜一汤接待了秦德纯，没有责任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反而把责任揽归中央，同时对二十九军支持华北危局大加慰勉。并且推心置腹地谈起国事家事天下事。下面引用一段介绍文字：

　　“……故蒋于江西剿共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以全力谋求国外环境之安谧，此时期对日外交，政府特别忍耐，有时旦示小惠，防其窥破内情，先机突发，毁我全盘之计划……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彼等深知蒋无久屈服之可能，而惟一能使中国统一之人物，倘不及时予以打击，则统一中国之后，蒋之威望，将不可制。1935年，苏联远东军备实力，已超日本以上，关东军必须亟于此际，宰制华北，以中国五省之资源，充当日本对苏联作战之供应，……其必于其年加紧侵略华北者以此……”

　　蒋在最后对秦秘密指示：“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此次蒋接见秦德纯，尤其是推诚相见的谈话，对秦造成深刻影响，如秦德纯这样一个杂牌军的将领死心追随蒋直至退守台湾，这次谈话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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