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6)_马立国

六

　　下面我们不能不把两次张北事件，一次察东事件，向各位简述一下。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其原因系由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日本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根据辛丑条约，日本人在华北有驻兵权，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等8人，不按中国官方条约规定，骤作旅游内地计划，于10月27日，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路经张北县南门，为赵登禹一三二师卫队阻止，双方争执40分钟，终于放行。张家口日领事桥本以赵部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军官为由，向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30日又与宋哲元军长交涉，宋为息事宁人，令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将执行检查的连长免职。

　　日方仍不罢休，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要求中国军队退到长城以内。宋哲元以此事应与中央政府交涉，遂成悬案。

　　3个月后，即1935年1月，其纠纷原因，由察哈尔沽源县与伪满洲国丰宁县县界界务冲突引起。史称察东事件或热西事件。

　　塘沽协定后，日人久欲将察哈尔长城以北的土地，仿照协定办法，划作非武装区。我方以守土有责，不能照办。日方又指长城以北土地属于热河，其驻热河日军遂时与守军发生冲突。

　　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做出让步条件，通知宋哲元，宋已饬令照办。日军已在长城沿线独石口等地开始轰击。直至1月25日宋军被压逼至长城以南。松井源太郎提出大滩会议要求。结果自然是答应日方一切要求。史称“大滩口约”。

　　美国报纸曾指出，大滩口约，为中国对日之新割让。1935年5月31日，发生第二次张北事件。此事由于检查日军官护照而引起。日阿巴噶旗（距多伦40公里）日本特务机关官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4人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6月5日车抵张北县北门，守卫兵索取护照，日人强说，1934年10月第一次张北事件以后，宋哲元已允许日本人不要护照，坚欲通过，卫兵出刃拦阻，排长旋将4人引至军法处候讯，并给予酒食招待。一面用电话请示张家口，电话又由张转向北平（宋在北平），宋哲元令姑且放行，下不为例。

　　张家口日领事桥本、特务机关中佐松开以日本军官受中国卫兵恐吓，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求限5日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

　　这次交涉先在张家口，后到北平秦德纯家中举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秦德纯和日方首席代表土肥原贤二。所谓“秦土协定”就是以其二人命名。秦土交涉的结果是割让察东6县，即沽源、康保、张北、宝昌、德化、商都。

　　1993年中日两国儿童夏令野营训练，也就是在这块当年被日本人强占去的土地上进行。

　　土肥原与秦德纯在北中国的战场一直是谈判对抗的对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土肥原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受到审判。秦德纯是出席法庭的主要证人。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诲诬谈往》中曾比较细微地谈到与土肥原谈判的经过。土肥原笑嘻嘻地讲起他的外祖父一家自唐朝就来到日本，他也算1A4中国人。土肥原谈到他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学者，他一生奠定的事业与启蒙老师是分不开的。进而告诉秦德纯谈判的背后就是军队。言下之意，你不同意就动武。

　　秦德纯与其针锋相对争执了三天，秦当场郁愤吐血。第四天秦德纯突然同意在土肥原提出的条件上签字，连土肥原都感到意外。秦德纯在他的回忆记录中提到这点，含混地讲到请示了上级。是谁？没说。当时“何梅协定”刚刚签订，秦认为这不过是“何梅协定”的翻版。争也无用，只好如此。同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的时候，秦力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解释。蒋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大加慰勉。

　　西北军历来讲究行武关系，而排斥军校毕业的军官，而秦是典型的军校毕业军官。秦德纯先后就读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在西北军中是独一无二的。秦本人思维敏捷，才智出众，兵法兵书倒背如流，是宋哲元的得力军师和帮手。此时，宋哲元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即由秦代理，后在卢沟桥事变之时，秦担任北平市长，凡宋不在之时，皆由秦主持军政。甚至蒋介石两次召见宋哲元，宋都委秦代行。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因病退出战场去南岳衡山养病和去四川绵阳，皆由秦德纯陪同。宋哲元在病危之际念念不忘到前线去看望袍泽弟兄，而也主要想看看秦德纯，如秦德纯这样军校出身而受到宋哲元如北依重，也是因秦为人直而不阿，智而不佞。

　　话说回来，此时察哈尔签订了“秦土协定”，察北大片领土让给日本人，此后，平津也处危局，何应钦不得不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签订了“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北平、天津的党部；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的市长；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制止河北的一切抗日运动等。从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丧失。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一次最大妥协，而蒋介石对“何梅协定”一说，一直持否定态度，多次饬令“何梅之间，并无协定”。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引起的？

　　我们引一段当时的文字：

　　孙永勤部为热河义勇军之一，有众3000人，屡在热河南境，与日伪军队作游击战。5月中旬，日军大举攻永勤，永勤逃至遵化，其地为停战区，按照塘沽协定，我军不得自由派兵驻防，永勤遂得在该县征收粮秣，乘隙逃去。酒井（华北驻屯军参谋长）乃指此为我方接济孙部，扰乱停战区治安，违反停战协定之罪状，又谓曾获义勇军委任状，上有军委分会蒋、何衔名。但此证据并未提出。

　　胡、白暗杀案，即指胡思溥（国权报社长）、白逾桓（振报社长）之被刺。两报皆在天津日租界发行，两人皆在日租界寓所被刺。两报言论，平日皆反对国民党，亲满亲日。酒井谓白逾桓系日军使用人，其遇刺系蓝衣社所为。

　　酒井参谋长提出，将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调出平津、河北，调出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取消国民党党部、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可能指复兴社）的活动等十二条。如果国民政府承认这样条件，其等于平津河北成为军事空白。

　　协定交涉始于1935年5月29日，结束于6月10日，前后13天，共有4次。第一次为5月29日，第二次为6月4日，第三次为6月9日，第四次为6月10日。谈判代表，日方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北平大使馆陆军副武官高桥坦。中方代表是陆军部长兼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10日交涉实际上是日方发出最后通牒。何应钦不敢在文本上签字，只是口头承诺。日方仍逼迫不舍，何于6月13日凌晨3时惶惶然离平南下。行后，派军委分会办公室主任鲍文樾告诉日方代表高桥：

　　“何总长已南下，但其面诺之事，同人均仍一一使其完成。”

　　后高桥代拟两稿，第二稿原文：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

　　此致

　　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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