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大江(15)_张洪涛

一五

　　可他看到了这一点，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1938年新年刚过，B军不待休整，便擂响了西进的战鼓。从战略上说，仰攻武汉，必先控制翼侧的安全。为此，东京日军军部，先拿右侧翼广袤的中原大地开了刀。徐州会战一浪高过一浪的枪炮声和随风飘来的阵阵硝烟，时时都在提醒着蒋介石：武汉血战已不会太远了。

　　半年多来，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是败了，而且败得挺惨，尽管其间也有台儿庄、乎型关的几缕辉煌。可中国作为一个保种保国的被侵略民族，无论胜败，她的最终意志都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不管怎么说，中国军队已从战争初期的仓皇失措中镇生下来，仗在越打越好。几百年来，遍体创伤的中国对外敌人侵似乎已经麻木了，这是一个弱国、一个闭关自守的悲剧必然付出的沉重代价。所幸的是，中国人几千年“大国梦”所激起的民族意识并未泯灭。他们以令世人无不为之惊叹的承受力，默默地忍受着战争带来的一切苦痛。一次次失败后，他们仍能站起来，舔抚着身体创口中涌出的鲜血，继一续在沉默中希冀着、期盼着、战斗着。

　　中国人的威武不屈，使日本人三五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了，战争明显有一种指向漫漫无期的趋势。岛国上下，北进苏俄、南下太平洋等种种战略目的不同而结成的军事集团，眼看着自己的战略意图因中国战事的久拖不决而变得日益无望，愤怒中把矛头指向了内阁，政府一时出现动荡，恼羞成怒的内阁首相近卫文磨见军事威逼未达目的，便自做聪明，耍起了政治把戏。

　　1月16日，近卫首相在东京狂妄地向世界声明：帝国令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政府调整两国国交。唯恐份量不足，24日，日本内阁又急忙抛出对华新政策，再次强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并绝对不容许第三国调停。

　　好一副胜利者盛气凌人的姿态。

　　风景秀丽的武昌珞珈山，闻讯从开封前线返回的蒋介石震怒不已。日本人这时企图把他晒在一旁，在政治上给他重要的一击。他明知这是日本人黔驴技穷的一招，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招的厉害。日本人的声明，无疑是当着国际社会的面掴他的耳光。尤其日本人鼓励中国各地实力人物，取代他蒋某人，这可说是击到了他的痛处。疼痛中，他抛开了大国领袖矜持的架子，向东京发起了反击。

　　18日，他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声明》，指出；“中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哪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无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向来不吃硬的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恶气，针锋相对，据理反击。

　　气出了，可话不能说说就完，“维护领土主权”，凭什么？两国文兵，真真硬气的话还是在战场上。于中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在战场上不能给对手以震撼，日本人当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要在战场上找出些加大这话份量的东西。

　　李宗仁成了幸运者。蒋介石第一次狠下心，真正帮了这个地方将领一把。尽管李宗仁是他多年的老对手，在他潜意识里也是未来的对手。可非常时期，他顾不了这些了。李宗仁从中央得到了大量军火物资，并从蒋介石手里领到了调动附近中央军嫡系的上方宝剑。奇迹出现了，台儿庄大捷，李宗仁不仅给中国人，也给蒋介石争回些脸面。在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情况下，让日本现代化军队第一次扔下上万具尸体，败师而归。举国上下欣喜若狂，蒋介石也是乐得合不拢嘴。武汉，为此而度过了几个欢腾的不眠之夜。

　　蒋介石从东京讨回些面子。可一个台儿庄，并没能拉住中国军队下滑的战车，李宗仁也无力为蒋介石独挽颓势。他毕竟只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普通将领。

　　5月19日，徐州沦陷。正当日本人为占领徐州空城而洋洋自得，武汉军民议论纷纷，猜测着日本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时，蒋介石却早把心思放在了武昌中央银行宽畅、坚固的地下室里，放在了正在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这时他已开始设计武汉未来的战争了。

　　客观地说，蒋介石心理上早已做好了血战武汉的准备。为此，他也采取一些他过去想都不会想的举措。既然他的中央军嫡系最终无法替他撑住战局，那他只有接受一切有利于战争的力量和建议，甚至包括中共和苏俄方面的。眼下只要能顶住，渡过难关，其它以后再说。一向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情急间，甚至抛弃了他一直念念不安的党派之争，信仰之异。

　　早在4月，根据共产党建议，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这时的蒋介石，既摆出了一副抗战到底的恣态，又一改过去专断、独裁的法西斯作风，放出了一点儿有限的民主。这点儿民主，虽然远不能满足民心、民意，可在被皇命党规束缚千百年的古老大地上，这一举动仍然赢得了阵阵欢呼。国际舆论、民主人士、中共党人和各界民众一片赞誉。蒋介石军事上虽不高明，政治上却相当老练。他不但是个创造环境的能人，也是个适应环境的高手。失地千里、损兵百万之际，如果不采取些措施安定军心、民心，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他很难想象如何应付随时可能袭来的铺天盖地的反对浪潮。他深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内忧外患，使蒋介石暂时停止了亲痛仇快的自相践踏，民主之风缓缓地在中国大地上吹拂开来。武汉，国共合作进入黄金时期。

　　2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成立了政治部。新任部长，喜欢标新立异、风头十足的少壮派将军陈诚摆出一副开明姿态，请中共要人周恩来出任副部长。陈诚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连蒋介石都感到惊讶。为了把文艺界名流、中共党员郭沫若请进政治部，他三次致电，并亲自登门拜请。不知是民族正义的感召，还是陈诚的精诚所至，郭沫若终于铁下了心，把日籍爱妻安娜留在了日本，独自在武汉安下心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

　　陈诚前言必践，在人事安排、制定计划、调拨经费等方面，给郭沫若大开绿灯。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之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迈进了多年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政治部门，从隐秘的地下昂首步入政治前台。有蒋介石在后面撑腰，陈诚出手也极大方。第三厅一次就能从他手里拿到80万元的经费，足顶得上当时一个正规军的开销。这一切，使郭沫若和他的第三厅如虎添翼。宣传抗战、发起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运动，政治部政绩斐然，第三厅功不可没。

　　滚滚大潮，冲击得武汉三镇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参加过北伐革命的郭沫若，目睹这座沉寂了10余年都市旧地的巨大变化，兴奋地操起如篆大笔，在报纸上赞颂道：“《新华日报》复刊了，邹韬奋和柳是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复刊了，空气的确在变，沉睡了10年的武汉，仿佛在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息了。”

　　武汉确实在变，变得象春天，充满朝气；变得万花怒放，充满生机。

　　许多曾被国民党取缔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时重又打出招牌，融入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几个月里，数十个新的救亡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在武汉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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