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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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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的美国人菲奇，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原原本本地记录在日记中： “……野蛮、残暴，无休止地继续着。市内最重要的商店街太平路已经全部焚烧殆尽。我亲眼看见许多日本陆军的大卡车装着他们放火之前从商店内抢劫的东西，我还目击一群日兵正在建筑物上点火，我曾驾驶小汽车去基督教青年会旁边，青年会大楼已经起火燃烧，那是不久前被点燃的。当夜，我通过我家的窗户往外看，总共有14处大火，有的大火波及相当大的地区。” 南京这座美丽的六朝古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大火燃烧了39天还没有熄灭，所有的商业区和主要建筑都成了废墟，全城3／1都被毁了。在焚烧之前，日军对南京还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掠夺。 日本军队不仅抢劫普通市民、抢劫外国侨民、抢劫难民区、抢劫商店，而且抢劫工厂机器设备，抢劫文物，破坏文化设施。 中国人民熟悉的大战犯冈村宁茨在1938年7月听了部下的调查汇报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进攻南京时，对数万市民，曾有过抢劫和强奸等大暴行。这是事实。” 日军在南京城到底抢劫了多少东西呢？仅据抗战胜利后不完全调查：器具309万余件，衣服540万余件，金银首饰14，200两，书籍1486万册，古字画284万件，古玩7，300件，牲畜6，200头，粮食1，200万石。所抢劫的其他财富，如工厂设备、原料、车辆、铁器、破坏的房屋和商店，尚未统计。 日军的暴行连他们的盟友纳粹德国也自叹弗如。当时，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个秘密电报中，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其最终结语是：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12月17日，恶魔们擦去刀上的血迹，换掉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外衣，揩亮了踏尸体的皮靴，排成整齐的队列，举起血红的太阳旗，簇拥着魔头松井石根，踏着血迹未干的南京街道，吹吹打打地举行入城式。 瘦小枯干的松井石根骑在高头大马上，此时此刻，南京城内尸陈遍地，臭气蕉天，城内14处熊熊的大火，使这场皇军炫耀胜利的入城式变成了地狱中的一场群魔乱舞的闹剧。 7.洋人举起一面红十字旗帜 当东洋人高举着血红的太阳旗张牙舞爪地从四面人方向南京杀来的时候，南京城内一群善良而正义的西洋人举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旗帜。而最先擎起这面旗帜的却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大无畏的外国人。 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35岁的校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面对国土沦丧，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20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不少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20多个外国人来，讲了上海饶神父的事，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表纷纷表示赞同，他们为这个关系到成千上万中国人命运的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安全区的范围从南京城内的山西路起，经上海路、新住宅区、五台山麓到新街口为止。安全区内的每一条出入路口都插上红十字旗帜作为识别。 杭立武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 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450名警察维护秩序。宁海路5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 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当时各方商定，难民区内中日双方一概不许设防，或作任何军事设备，同时，双方武装士兵一律不准进入。 由15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17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廷珀利目睹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满怀激情地赞扬国际委员会： “对于这20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安全区设立以后，中方严格遵守协议。中国军队在撤离南京之后，不但不准武装士兵经过安全区，而且派出便衣人员，防止汉奸混入骚扰。因此，在日军攻入南京之前，偌大的安全区内，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从而使南京市民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莫大的保障，纷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涌向这个“上了国际保险”的安全地带。据估计，在日军攻陷南京城之前的12月11日到12日2天之间，逃进安全区的南京百姓，不下30多万人。 30多万人挤在这么一块狭小的地区里，人潮拥挤，不难想象，何况这些难民们都尽可能地携带着他们的财物和用具，一时间，马路上，走廊里，到处都挤满了难民，堆积着各色各样的东西。难民们都以为这下终于可以躲过魔掌幸免于难了。然而，这些善良的人们连同那些富有正义感的洋人们，都忘记了此时此刻即将攻入南京城内的日本军队早已经变成了一群毫无人性的凶残的野兽，安全区怎能限制得了野兽的铁蹄呢?! 12月11日上午，南京城陷落的前两天，一发日军的炮弹带着恐怖的呼啸声飞进了安全区，不偏不倚落在福昌饭店门口，轰然一声巨响，十几名中国人的断臂残肢当场被炸上了半空，安全区第一次笼罩了一层恐怖的气氛。然而，真正的恐怖还在后面。 12月13日一大早，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大胖子雷伯就起床了，这位已经70多岁的德国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稀疏的秃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去迎侯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在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雷伯第一个迎上去：“Hellot!” 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雷伯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 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圈大约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挤满了难民。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金陵大学收容了近3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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