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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曾克第一次见到刘伯承是1945年冬。离开延安到冀鲁豫来的时候,康生组织的“抢救运动”给她定的“特嫌”结论还没有撤消。她是怀着向往、不安、忐忑的复杂心情走进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室的。

  那天天很冷,刘伯承热情地让她坐下,特意嘱咐她不必脱帽。她抬起头,碰上刘伯承的微笑。那种大海般宽广、太阳般火热的笑容一下子把她吸引住,冰冷、拘束顿时消失,竟像是长途跋涉后一脚踏进自己的家门,见到了自己的长辈一样。

  邓小平递给曾克一杯热水:“我们晋冀鲁豫地区和军队,从拥有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是个贫农。我们特别欢迎文化人!”

  “你是我们抢来的,作家同志。”刘伯承风趣地说,“最近延安鲁艺的一些作家、美术家,还有转战在大后方的一个演剧队,也要到晋冀鲁豫来。”

  邓小平说:“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有啥子要求、打算,说出来,只要我们能办的,决不吝啬。”

  “我想,想先到可以看的地方看看……”曾克谨慎地选择词句。

  “可以看的地方?”敏锐的邓小平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还有啥子不可以看的地方吗?”

  “政委,我的‘抢救’结论还有保留问题,我不要求什么都看。”

  刘邓同时哈哈大笑。刘伯承说:“我们是官僚主义。请来的贵客心头还带着枷锁,得先给她松绑。”

  从那一天起,曾克感到自己就像一粒种子落进了沃土里。

  ……

  正是农家人做晚饭的时候,赵家楼满村子炊烟袅袅,风箱的“呱嗒”声此起彼落。

  曾克犹豫了一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刘司令员,交给您,吧,请您转给党委考虑。”

  刘伯承吃惊地接过来,问:“这是啥子嘛?”

  “我的申请。批准我继续随部队南征吧!”曾克说着,话音已经呜咽:“请不要把我送回邯郸去,不要剥夺我参加战略反攻的权利!……我对这次进军大别山人员条件的决定有意见。非战斗部队的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医护、文工团的可酌情考虑。难道我们搞新闻、搞文学的不是战士,不可以酌情考虑吗?”

  刘伯承说:“战士是不用眼泪求战的。咱们一块儿去政治部,把你的请求告诉张副政委,我们一同研究解决。”

  政治部设在一个农家小院。屋里已点上了小油灯,张际春正在伏案批阅文件。刘伯承说:“际春同志啊,记者同志来向你请战了!”

  张际春站起,笑着对曾克说:“宣传部、记者团的领导都反映了你的要求。我们正准备研究,你又把司令员给搬来了。”

  刘伯承替曾克解围:“不是她搬司令员,是司令员纵容她找你当面解决问题哟。”

  曾克说:“张副政委,我已经连着两天决心来找你。我是女同志,但更是战士,请求不要剥夺我革命的权利,我……”

  张际春点点头:“我们可不是赵大爷,哪能剥夺你革命的权利呢?新闻、文学工作是革命的一条战线,记者、作家是当然的战士嘛。组织上考虑你已经做妈妈了,身体又单薄.恐怕去大别山顶不住……”

  “我保证不让部队背包袱!”

  刘伯承出面求情:“际春同志,能不能特殊处理一下?”

  张际春接通了邓小平的电话。

  邓小平回答:“同意特殊处理,列人战斗员编制。”

  曾克破涕为笑,举手敬礼,正准备告辞,门外一声“报告”记者团团长齐语来了。

  “秀才滚滚,离不开本本。”刘伯承指着齐语腋下夹着的书说,“那么厚几大本,是啥子书啊?”

  “报告司令员,这是《约翰·克利斯朵夫》邓政委借去看的,刚还我。”

  刘伯承接过书,翻开封面,看到扉页上写着——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好书啊!”刘伯承感慨道,“这都是世界共有的精神财富,应该多多地向部队推荐。土地还家啦,战士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不要四肢越吃越壮,头脑越变越小。我们面前的任务艰巨得很,精神食粮也要跟上。可以把一些优秀的世界名著搞成缩写本,或者选择一些章节,刊登出来。”

  齐语说:“您指示我们把《恐惧与无畏》选章节向部队推荐,效果非常好。”

  曾克说:“我一直跟3纵活动,他们几乎把《恐惧与无畏》当成教科书了。”

  “一部文学作品有时能起到教科书起不到的作用,因为它具有感染力,很容易打动人。”张际春拿起桌上的稿子,递给齐语:“我看了,不错,可以发稿。”

  刘伯承说:“你们记者团写了不少好文章。抗战时,咱们有个新闻记者,为着抢快,不负责任,战斗还没结束,就臆造了战斗场面和英雄人物,写了稿子给报社,弄得一期报纸作废,此人得了个‘客里空’的丑名。“’

  张际春说:“我们记者团可不能出‘客里空’噢!”

  刘伯承手里捧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时翻动着,爱不释手的样子,说:“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也要知识化,而且两家都要实际化。你们都知遣英国的大剧作家削伯纳,他才华过人,只是相貌丑了点。美国著名的舞蹈家邓肯生得很美,很仰慕肖伯纳的才智。她给削伯纳写信说:假如我和你结婚,生下来的孩子有你那样的脑子和我这样的身体,那将会多么幸运啊!肖伯纳回信说:这个孩子的运气也不一定那么好,他可能有我这样的身体和你那样的脑子……”

  屋子里的人大笑。

  远远的雷声在空中沉闷地滚过来。

  屋内顷刻静下来。

  “又要下雨了。”

  张际春不由自主地把脸扭向黑漆漆的窗外。

  鲁西南 黄河大堤 赵家楼 1947年8月6日

  吉普车在风雨中艰难地行驶,车轮溅起泥浆,一甩数民高。

  车内,邓小平手里搓着一支烟,沉思着。

  车开上大路,但见一群群百姓扶老携幼,挑担推车,在泥泞中跋涉。

  车停了,邓小平跳下来。

  “老乡,你们这是去哪儿?”

  “俺是跑黄水呀!同志。”

  “不是没有决口吗?”

  “你这个同志,等决了口就晚啦!听说国民党在上边要炸堤了,雨水又这么大,再不走,黄水下来往哪跑?”

  邓小平上了车,直奔黄河大堤。

  大堤上黑压压尽是人,穿军装的军人,光脊梁的民工。堤上堆砌着充填沙土的麻袋、草包。

  盈槽的黄水翻滚着泥沙、泡沫,浩浩森森,汹涌澎湃。

  野战军军政处处长杨国宇一身泥水,行动极敏捷,像一个快速旋转的泥球,洪亮而富有乐感的川腔随着他的身影流动。

  “磨蹭啥子嘛!5连,快到上面去!……你这位同志,这哪里是抢险,分明是搭鸡棚棚嘛!重新加固!

  “杨大人。”邓小平没有开玩笑的心境,只是平时喊惯了,脱口而出。

  “邓政委!”杨国宇用手抹抹脸上的雨水,焦急地说:“水要是再往上涨,可就……”

  “知道了,我再派些部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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