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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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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造的船可渡一排人,后来造的大了,能渡一个连,有的还能载五、六辆汽车。、台前县造了一只最大的船,船身漆成蓝色,被称为“蓝船”,能载4O0多人。 造船不仅需要克服材料、技术方面的困难,还要和敌人做斗争。黄河南岸的敌军不断炮击枪射,进行骚扰,敌机日夜侦察轰炸。为了隐蔽,船工们在树林里操作,在地窖里安炉。白天目标大,晚上突击干一一把桅灯三面用布罩起来,只留一面透光。后来又想出办法,在离造船处约一里的地方点起灯,烧大火,伪造假目标。 奋战了两个多月,修复旧船、建造新船共300多艘。小船加了伪装,能藏在村子里、地窖里;大船就需要造船坞。船坞除了藏船,还要用它训练水手。由于国民党封锁河面,禁止一切航船,造船坞只有先挖引河,从渡口挖起,一直拖到靠近村庄、树林的隐蔽处。这是一项大工程,一个船坞一条引河,仅范县就动用了5000多人干了半个月。 5月,冀鲁豫区党委向范县、台前、寿张等八个县发出征调水兵、水手的通知。水兵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两斤半小米,每人发两套单衣,衣褂上印有“水兵”二字。水兵训练都在引河里,分设七个航运大队,每队600人、30只船,起居行动全部军事化。 与此同时,沿河11个县还掀起了参军热潮,向部队输送兵员达3.7万人。 进入6月,渡送大军的气氛就更浓了。各县各村开展了紧张的支前运动,做军鞋、磨面粉、腾房屋、组织担架队…… 44年后,笔者来到范县采访。县党史办主任张瑞雪说: “那一年人人忙渡军,家家忙支前,村村的石磨嗡嗡响。俺家爷爷进了造船厂,二叔和爹当了水兵;娘白天磨面,晚上做鞋。当时我才12岁,老师领着我们给伤病员送水、洗绷带。家里的鸡下一个蛋,俺娘就叫我给伤员送去。 “俺们范县是老根据地,1945年就解放了,群众觉悟高。敌人的飞机炸它的,俺们干俺们的。有一天夜里,一个炸弹扔在村东头,一下子死了14口;一个叫张玉林的,全家只剩下他和妹妹,他把妹妹往亲戚家一送,照样当他的水兵。 “俺们县的主要渡口有林楼和李桥。6月29日,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做好渡河准备。乡亲们拆了门板、祖宗的祠堂,去垫渡口。怕船互相碰撞,抱了被褥往船帮上绑。为了渡送大军,俺们县受伤的就不说了,光烈士就上百人。” 我们到了台前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说,他的大伯和父亲都是当年的水兵,父亲在渡河时伤了腿,成了残废。 说起孙口,他说那是个古渡口,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为黄河下游的一个重要渡口。当年很繁华,村民也很复杂,国民党的区长、县长都是这个村的人,光大大小小的“司令”就出了六个。虽说1947年解放了,仍是不平静。可是那一年渡送了几万大军,一点事没出。乡亲们自动组织起来,清查户口,封锁消息,控制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保证大军安全渡河。 我们到了孙口渡口。 今天的孙口已经修建了气派的轮渡码头,是黄河下游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黄河悠悠荡荡从孙口流过,宽阔的水面迷迷濛濛,浑然一片,虽没有当年的惊涛骇浪,仍不失大河名流的伟岸气派。 在距码头200米,我们看到了一尊高大的青色石碑。它矗立在大堤之上,朱红的大字十分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孙口渡河处”。 这古老的渡口,刘伯承、邓小平在此渡河;陈毅、粟裕在此渡河;第四野战军结束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将军们、英雄们也在此渡河。 孙口,可谓将军渡、英雄渡。 李桥渡口在范县境内。从县城到渡口过“白衣阁”、“孙二娘店”,便到了黄河大堤。 堤上亦建了高大的石碑以示纪念。大碑左右是一片参天的柳树林;李桥村坐卧在大堤下的柳树林里。 我们下了堤,想找当年的水兵谈谈。 村头第一家就是当年河防指挥部刘茂斋司令的家,堂屋正中挂着刘茂斋的遗像。他的儿子刘俊文是当年出色的水手,遗憾的是他到济南看女儿去了。走出刘家的门,遇上一个背草的老汉。我们打听当年的水手,他捋着白胡子,笑了,说:“我就是。我大哥、二哥都是。”又指指一个拄棍的老汉:“他也是,还得过银质奖章,是个老功臣哩!” 豫北的百姓憨厚,又秉承了祖先的豪爽。见来了两个外乡人,下田、回村的人都停下脚,凑过来。听说问1947年渡送刘邓大军的事,60岁往上的人就像讲昨天的事,一天一天、一件一件地摆开了。那个拄棍的老汉也蹒跚地走过来,旁边的人说:“他八十七啦,叫王家立,耳朵聋了,啥也听不见。” 王家立耳聋,但能说话。他挤进人群,用手比划着:“刘邓大军过黄河那年,俺送的是第二船,一个晚上俺冲了17趟!” 老辈人把摆渡黄河称作“冲”——顺流疾驰,冲黄河。 不明白王家立怎么知道大伙谈的是渡军的事。也许,他是从乡亲们脸上的表情感觉到的。那是一种激动、自豪、悲壮,互相碰击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当一个人、一个村、一个集体念及他们最辉煌的事情时才会出现。 一位独臂老人说: “我是1938年的党员,叫刘明贤。渡大军,我头一个报的名,为争撑头一船我还跟聂言金打了一架。 “那年整个7月飞机天天来,蹭着俺李桥村的屋脊飞,炸弹坑三间屋子那么大,一炸就是几十口。俺这胳膊就是那阵炸掉的。” 老人手里拎着一块猪肉,大概刚从集上回来。见我们注意到了他手里的肉,他说:“明儿是俺的生辰,整七十。割点肉吃吃。” 他哈哈地笑着。 “平时不吃肉吗?” 他摇摇头:“庄稼人,哪有那闲钱!” 抬头看看李桥村的房舍。没有一幢楼房,新瓦房也不多。 “那一年7月17日……”独臂老人突然想起什么,兴奋地说:“大军们渡完了河,刘邓给俺们沿河几个县的水兵下了嘉奖令,还犒劳每个人猪肉一斤哩……” 44年过去了,他们不忘属于他们的光荣,甚至还记着那一斤猪肉的犒劳。 这些当年的水兵、水手除了自豪,心底还有苍凉。 他们把革命送过了河,但觉得革命似乎把他们“忘”了。只有县党史办需要当年渡大军的材料了,来个工作员,开个座谈会,给老头子们散几根带把儿的烟。 再有就是我们这样的,或搞电视剧什么的。来了,询问一番,再感慨一番,任什么问题也帮他们解决不了。但是,他们还会把他们知道的,详尽地、不厌其烦地说出来。说出来“痛快”,只是心底有些空落落的。 也有不愿谈的。我们曾为找沙河涯的孔月仙,从河南的台前县跑到山东的阳谷县,又从山东阳谷跑回河南台前。 1947年渡河的时候,刘邓就住在她家。那时她是新过门的媳妇,执意把新房让给刘邓住,自己住西厢房。刘邓不肯,一个住了西房,一个住了东房,堂屋仍让孔月仙住。 那天我们终于找到了孔月仙。天已经黑了。孔月仙躲在厨房就是不出来。她说她谁也不见。她家房子四处漏雨,都快塌了,想拆了重盖,上面说是革命文物,不让拆。既是革命文物,也该修缮一下,可是也没人管,弄得60多岁的孔月仙一下雨就往闺女家跑…… 我们闯进了台前县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陈述了老水兵们的愿望和要求。 贤达的县委书记并没有怪我们“多事”。他诚恳地说: “……如果我满足了水兵的要求,磨面的找上门我管不管?还有造船的、修路的、抬担架的、做军鞋的……说到底,我们县太穷。才不吃返销粮了,可还是个贫困县。 “对你们说这个,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还要说一句,请你们三年后再来我们台前县。那时候请你们再各处走一走,听听老辈人的反应,会和今天不一样的。 “我敢说这话,不是我有多能,而是我手里有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县委规划三年后经济翻两番,如果京九深(北京——九江——深圳)铁路开通了,我们县在铁路线上,那就不是翻两番了。全县富了,水兵们也富了,造船的、修路的……都富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从根儿上说,也是刘邓大军前仆后继渡黄河的目的。你们说对不对?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才能说刘邓大军的黄河没有白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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