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误(106)_高金虎

一〇六

　　在进行情报分析时，这种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估计对手的行为准则而造成的失误几乎很难避免。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通常都假设别人会按照正常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实际上，由于各民族的价值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它们作出的选择可能会完全不同。研究者们认为这种由于文化背景差异而引起的文化“噪音”是引起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尽量避免推己及人，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当是避免判断失误的一个有效方法。

　　先入之见，先入为主，困扰着情报分析人员。

　　如何避免先入为主，
　　各位分析家各有高论，
　　但实际上收效甚微。

　　艾维·什赖姆认为，判断失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突然性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人性的心理现象。任何现象都不会自己说话，它们必须由人来解释。在解释过程中，解释者的信仰、印象、偏见以及乐观、悲观、是否自信等因素都会对他产生影响。情报分析人员在进行分析前，一般会根据国际、国内环境以及自身对事物的了解提出一个假设，然后以此来取舍情报资料。这就是所谓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是必要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没有先入之见，情报分析人员处于一大堆情报资料中将无所适从，情报分析也就无从谈起。

　　但是，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先人之见很容易变成一种思维定势，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把各种情报资料塞进这个框框，并以之为判断情报资料真伪的标准。这样，他们就成了自己教条的奴隶。这就是所谓无人为主。在引起判断失误的各种原因中，由于情报人员的先入为主而导致的失误频率很高。这样，情报人员就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没有假设，情报分析难以进行；进行了假设，又很容易受假设左右。而且，越是为以往的经验证明是成功的假设，越是会成为情报分析人员的桎梏，也越是危险。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一直认为，日本如欲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定不会首先进攻美国，相比较而言，英国、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更容易遭到进攻。美国情报人员认为，日本的战争准备首先是针对英国和荷兰的，美国不会遭到进攻。据此假设他们排斥了与之相矛盾的情报资料。当美日关系持续紧张，日美战争不可避免时，美国情报人员又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日本要发动对美战争，那么最可能遭到进攻的将是菲律宾。泰国或关岛，而不是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美国通过“魔术”得知日本将在下午1点断绝美日关系，马歇尔决定将此情报通知美国的海外基地。陆军作战部长杰罗竟然冲着通讯官员大叫，说如果发电顺序有先后的话，那么第一份电报应该首先发给菲律宾，而不是珍珠港。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假设，使得美国情报人员虽然面对大量的“魔术”情报，却无法从中觉察出口军的进攻方向。

　　在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苏联从来没有在其他国家部署过中程导弹，即使在华约国家也没有部署过，它怎么可能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呢？更何况，美国和苏联都认为卡斯特罗是一个靠不住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怎么可能把这种能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卡斯特罗呢？因此，尽管基廷一再声称他从可靠的情报来源得知，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远中程导弹，但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还是受命辟谣：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巴政府会同苏联政府联合起来安装大规模的进攻性设施，并称“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但10月15日，照相侦察即显示在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已经建有弹道导弹发射场，危机发生了。

　　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的先入为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成了先入为主的一个典型。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部长泽拉根据1967年第三天中东战争后阿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对以色列军政当局作出了几条保证：1．埃及在取得空中优势之前，不会发动进攻；2如果没有埃及的配合，叙利亚也没有能力单独发起一场战争。泽拉提出的这几个保证，被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奉为概念，并被视为判断情报资料真伪的标准。如果符合这两个标准，那么该情报就是真实的，否则就是假的。在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情报部门曾通过各种途径搞到埃及即将发起攻击的情报资料，但都因为同泽拉的两个概念相矛盾而被判为假情报。

　　应该说，泽拉的两个假设在“六天”战争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正确的。1972年6月6日，埃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哈曼德·伊斯梅尔·阿里在一份情报估计中称，由于以色列的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明显，埃及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突然袭击。萨达特和国防部长萨迪克也同意以上意见。但是，埃及军方通过研究表明，苏制萨姆导弹可以有效地抵消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埃及同样可以拥有制空权。从1970年8月开始，埃及大量引进苏制萨姆导弹，阿以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泽拉的假设前提消失了，但是，泽拉的假设仍然统治着以色列军事情报部。

　　赎罪日战争后，人们对泽拉的假设提出了很多批评，并进而批评他所使用的假设方法。但是，研究者们认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完全摒弃假设是不现实的。罗伯塔·沃尔斯塔特认为，如果没有假设作指导，任何人都无法把“噪音”从“信号”中挑选出来。关键是防止假设变成先入为主，主宰情报人员的分析。对此，研究者们提出了几种办法：首先，情报人员必须意识到，任何假设都是主观的，在进行情报分析时，必须尽可能地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其次，在判断敌人的行为模式时，情报人员的假设必须尽可能地简单明了。假设越是简洁，情报人员发现与之不相符合现象的可能性越大，从而有可能对自己的假设进行修正，而不是让与假设不相符合的现象轻易地漏掉。

　　第三，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政治、军事环境不断修正假设，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第四，尽力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作出各种假设，以免成为一种信条的奴隶。约瑟夫·里维拉进而认为，通过常规程序来修正假设很难实现。一般情况下，情报机构在作出假设后，所有情报人员都必须信守这种假设，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都将被调离原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情报机构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小组来证伪该假设。他们有权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并要求得到反馈，确定决策者是否理解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客观环境支持自己的假设，他们有权提出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者认为，为了避免假设演变成先入为主，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如综合法、分析法应加以改进，证伪法在情报分析时大有可为。

　　应该说，综合法、归纳法和分析法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情报分析方法，离开这些方法，情报分析将无从下手。但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尤其是在战略欺骗广泛使用的情况下，这些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的缺陷性也日趋明显。因为，情报机构掌握的大量情报资料在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前，实际上是鱼龙混杂，“信号”与“噪音”兼有，有时“噪音”的比重甚至还超过“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情报分析人员仅仅使用归纳法或综合法，他的分析结果将与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在赎罪日战争前，针对埃及的军事演习，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以泽拉为首的情报人员认为，埃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调动是演习，而另外一些情报人员则认为，埃及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一种幌子，其目的在于完成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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