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误(104)_高金虎

一〇四

　　◎第十一章　能避免下一次突然袭击吗？
　　——情报与判断

　　一场突然袭击，惊醒7沉睡中的美国入，引发了他们的思索：
　　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到底有什么经验教训？
　　美国在未来的岁月中会不会重蹈覆辙？
　　从此，突然袭击、判断失误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特遣舰队长途奔袭2000海里，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停泊地珍珠港。轰隆隆的爆炸声惊醒了沉睡在太平梦中的美国人。12月7日成了一个耻辱的日子，“不要忘记珍珠港”成了美国人民共赴国难、走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四年之后，美国凭借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其他国家联手战胜了德国，打败了日本，报了珍珠港一箭之仇。

　　然而；珍珠港事件并没有变成历史的陈迹。相反，人们对它的注意力却越来越强。日本的突然袭击是如何得手的？美国的判断失误又是如何发生的？人们不断在问着同一个问题，追寻着它的答案。但是，这种答案并没有很快出现。人们仍在在思索着，思索着……

　　实际上，突然袭击并非始于珍珠港事件。突然袭击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已经有二千余年历史，自从孙武提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思想后，各国军事家普遍将突然袭击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加以应用。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就突出奇兵，一举消灭了驻扎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海军舰队，但这场突然袭击除了日本人本身之外，并未在军界和学术界引起重视。30年代后，随着闪电战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注意到突然袭击在战争中尤其在战争初期的重要作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主要手法就是突然袭击，进攻波兰、闪击西欧、进攻苏联……莫不如是。但是，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学术界并未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直到1962年，第一部研究突然袭击的著作《珍珠港：警告与决策》才在美国问世。它的作者是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兰德公司的高级智囊。这部著作的问世立即在军界和学术界引起轰动，因为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这部著作中回答了萦绕在人们心中几十年的一个问题：美国情报界在珍珠港事件前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情报资料，表明日本即将发动对美战争，为什么美国情报界没有及时发出警告，从而避开这场突然袭击？罗伯塔·沃尔斯塔特指出，尽管美国情报界在事件发生前掌握了大量的战争征兆，但是，这些反映日本政府真实意图、预示事实真相的信号淹没在大量的与事实真相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的噪音中。

　　这些噪音不仅起不到预警的作用，反而干扰了情报分析人员对形势的准确把握，从而使他们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突然袭击因而发生。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而罗伯塔·沃尔斯塔特通过一个具体个案研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认同。随后，巴顿·惠利、迈克尔·汉德尔、戴维·卡恩及理查德·贝兹、克劳斯·诺尔……分别就“巴巴罗萨”行动、赎罪日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个案进行研究，并写出了《代号“巴巴罗萨”》、《赎罪日战争和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国家情报估计失误：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突然袭击》、《战略欺骗》等一批著作。

　　1977年，《国际研究季刊》还集中推出一组文章，讨论突然袭击问题。随着突然袭击手段在局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如何提高情报机构的分析水平，及时发出战争警告从而避免突然袭击，成为各国军界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突然袭击不仅在军事上存在，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可以存在。突然袭击这个话题，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战略判断问题。这种判断失误，实际是普遍存在着的。如建国后我国虽然经历过几次局部战争，没有一次遭到突然袭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经历过判断失误带来的后果。60年代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际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与其迟打，不如早打。我国的军事战略、国防工业、经济建设都建立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之上，结果延误了经济建设，人为地使国内环境过于紧张，其后果至今难消。

　　西方关于判断失误的研究是在浓厚的冷战背景之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的盟友反目成仇，北约和华约剑拔夸张，热点地区不断出现，危机和局部战争频仍。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担心苏联的突然袭击，随后出现的情报失误研究本质上是为政府献计献策，因而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作者的笔下，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好战成性的突然袭击的发动者，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成了突然袭击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研究很明显带有一种政治偏见，其研究成果也很难为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全盘接受。尽管如此，他们进行的理论研究及部分研究结论还是可以参考，其研究方法还是可以借鉴。

　　“信号”与“噪音”。罗伯塔·沃尔斯塔特提出
　　的这两个概念精辟地概括了战略判断中存在的两大问
　　题。“信号”是路标，它指引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而“噪音”则正好相反，它干扰人们的思维，引导人
　　们走入歧途。

　　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研究珍珠港事件时曾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资料，足以预料到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但是，由于这些情报淹没在大量不相干的“噪音”里，能使人觉察日本意图的情报反而不引人注目。此外，每件情报资料都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情报分析人员往往倾向于符合自己先人之见的解释，因而很难作出正确的情报判断。她进而指出，所谓“信号”，是指那些有助于情报分析人员判断敌人意图的征兆、线索的情报资料，而“噪音”则是与反映敌人意图不相干。甚至使情报人员作出错误判断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通常会抵消“信号”的效果。为了正确理解突然袭击的本质，在研究那些预示着突然袭击但只有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出的“信号”的同时，有必要对“噪音”进行研究。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接受。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界通过各种情报手段确实搜集到了不少反映日本意图的情报资料，但在分析这些情报资料时，情报人员却误入歧途。因为这些情报资料，既涉及珍珠港方面，也涉及菲律宾、关岛、巴拿马等各个地区。在“魔术”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报中，有关菲律宾的情报资料最多，相比较而言，有关珍珠港的情报资料最少。事后看来，这些反映菲律宾等地的情报资料就成了“噪音”，它们非但不能反映日本政府的意图，反而干扰了美国情报人员的判断，误以为日本真正感兴趣的是菲律宾、关岛等地，而不是珍珠港，判断失误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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