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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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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我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车老板（赶大车的），在门鲁河木耳营一位五六十岁的爱国老人带领下，翻越了几道岭，直到看到炭窑时才停住了脚。向导说：‘霍龙门离炭窑只有20多里，炭窑工人经常到那里给日本人送木炭，能知道日军的布防。’……我和修身进入炭窑窝棚，只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头正忙着做饭……，为了打消老人的顾虑，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来意，要求他协助侦察敌情。老人知道我们是抗日联军后，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笑着对我们说：‘为了抗日救国打日本，有啥需要我办的就尽快说吧，咱没说的！’老人告诉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霍龙门日本兵营，常驻的兵力很少，每天从嫩江站开来一列车日军，有时住下，有时返回。当即，我把他讲的敌情要点记在本子上，画了草图，做了标记。最后我和蔼地对他说：‘我也在格节河金矿沙淘过金，咱们还是老乡呢！老乡见老乡，有事得帮忙啊！’并请他带修身去霍龙门车站去侦察敌情变化。他点头同意，并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最好我一个人去侦察，免得引起敌人怀疑或出现意外。’最后约定当天晚上到炭窑窝棚听消息。 “我俩和老人分手后，返回部队……研究了攻打霍龙门的作战方案，决定采取突然奔袭的战术，并具体作了战斗部署。 “……天渐渐黑了，前往霍门侦察敌情的老人回来了，他亲眼看见了三四百名日军上了开往嫩江县的火车后，就赶紧回来报告，其他情况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紧紧地握住了老人的双手，此刻难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感激之情……“10月17日晚，我们的部队终于接近了霍龙门，在一个山脚下停住，各大队按战前部署，由炭窑工人带路，分头奔向各自的进攻目标。 “徐宝和率领8大队最先到达了伪军骑兵连营房。伪军哨兵向我冲锋队开的第一枪，却成了我军发起全面冲锋的号角。我8大队的冲锋队员手持早已准备好的两条毛毯往铁丝网上一塔，后边的战士紧跟着冲入院内。伪军骑兵连的官兵躺在炕上就成了俘虏……” 经过90分钟的战斗，王明贵他们不但把那些伪军的枪给缴了，而且还打死打伤日军6名，俘虏了20余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还使日本侵略者的铁路供应总站，变成了我3支队的物资补给站。每个指战员都装备了两匹战马、全新的军大衣、棉衣、皮鞋、皮帽、皮手套和两条毛毯。最后他将分给群众后剩下的无法带走的物资，统统付之一炬，使霍龙门变成了“火龙门”！ §52 伯力缩编 进入1940年以后，日本人继续推行其“治安肃正”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他们在以专用部队的讨伐做为‘经’，以警防队、行政警察、森林警察队、协和会归顺工作队及其他有关机关的各项要务做为‘纬’……，一并进行强力治安工作和彻底治本工作。除了这种大张旗鼓的“讨伐”行动外，日本人还搞了不少名堂——“彻底断绝粮道”以把抗联部队赶进“饥饿圈”，对稍有可疑的人进行“盘问”以“追究其同类者和背后的关系”；“大检查”——对居民按户口、居民证、指纹逐一加以对照，发现有不符者，即当做“不良分子”予以逮捕…… 抗联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们没有屈服，但却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 东北严峻的形势要求抗联必须改变游击运动的布局和活动方式。 抗联的领导们感到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统一党在东北的领导，而要实现这种统一，首先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只有党中央才能使东北的党组织实现统一领导。 可是，如何恢复与失去联系多年的党中央的联系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苏联。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主要负责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先后过界赴苏，寻找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站，也请求苏联方面转递给中共中央的信，但这些行动却都没有令他们满意的结果。 早在1939年9月，冯仲云来到了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人称其为伯力城），他对苏联人说：请你们协助我们“召集北满、吉东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北党的统一合并，二路军的合并和统一”问题好吗？ 此时，日军在中苏边境的军事活动一天比一天多，苏联人正需要抗联为其提供日军的有关情报，所以对冯仲云特别热情，他们说：“哈拉稍”（好）！我们会派专人负责此事的。 由于有苏方的大力支持，所以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很快便在伯力会面了。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伯力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 “第一次伯力会议”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月24日到2月5日，开了13天会，参加者都是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也主要是抗联内部的一些问题。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另一个是《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前者主要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建议首先实现吉东、北满党组织领导统一，以达到全东北的党领导的统一”。后者则在分析了东北游击运动发生发展和挫折的过程和原因的基础上，指出了最后胜利的前途。同时对于抗联斗争的策略、党的组织、军队改编、反奸细斗争等问题都做了规定。其中在斗争策略上，决定要继续坚持执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在军事上确定了“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决定对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建立“路军——支队——大队——中队——小队”的新体制。确定了抗联部队改编的原则和番号——第1路军各部改编为第1、第4、第7支队；第2路军各部改编为第2、第5、第8支队；第3路军改编为第3、第6、第9支队。 今天，我们很难知道当时开会的一些具体细节，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似乎这次会议在有关赵尚志的工作安排问题上花了不少时间。权威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对此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2月5日以后休会。会后，经协商决定赵尚志调到抗联第2路军任副总指挥”。 3月19日下午6点，第一次伯力会议在休了40多天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次与会的人员不但有周、赵、冯等抗联领导人，而且还有苏方的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和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位王新林。据彭施鲁回忆说，王新林“是由苏联方面派出的负责人与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联络的主要负责人……，可能最初的苏方代表叫瓦希里，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就用了王新林这个谐音，又利于保密。以后苏方代表曾更换过，但王新林这个名字没更换”。 第二阶段会议重点讨论的是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确定了临时接受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工作指导关系的新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互相支援与合作。会议一开始，苏方代表便提出了基本精神与前面提到的《新提纲草案》基本一致的《对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赵尚志和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篯、北满党省委代表冯仲云的指示提纲》。会议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议：今后抗联各部如在战斗中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境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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