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29)_全勇

二九

　　1935年2月10日第5军公开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说：

　　“最近改编的由绥宁反日同盟军所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是反日救国的中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的，它是东北有历史的绥宁各地的救国功绩显著的军队。……这次改编的反日联合军第5军和珠河、延寿的第3军及密、饶一带的第4军为同一系统，和南满的人民革命军第1军及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2军结成亲密的联系，共同反抗日本强盗。为了统一力量，发展救国运动，在这里列举出本军的行动纲领的最主要内容，对全中国及全东北的同胞加以说明：

　　“第一，我们的任务是专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推翻其走狗满洲国，恢复中国领土，以建立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政权为目的，不是实现共产主义或者实行匪贼活动，而是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反日救国运动。

　　“第二，我反日联合军是人民的救国武装队，它虽然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但凡是我中华民国国民，不论地主、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艺者，不问政治派别，都有参加的权利……

　　“第三，反日联合军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民众必须加以支持……

　　“第四，被日本强盗及走狗集团满洲国压迫、欺骗和利用的亲日军队、政治家、社会团体，若能秘密地组织或者回到救国运动方面来，都加以欢迎，而且要互相帮助和合作。”

　　从上面这段宣言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爱国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周保中和他所领导的第5军党委的高人一等的政策水平。

　　从1935年1月到3月这段时间里，第5军共编成了两个师，每个师3个团，共有900多个人，800多条枪。平南洋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1师和第2师师长。

　　第5军成立后，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特别是由于统一战线的“路线对了头”，使得伪靖安军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有的伪军听到我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专打日本兵”的口号后，对被围的日本兵不予支援）面前不断发生哗变事件，有不少人还在打死日本人后携枪前来投奔，搞得日本人对伪靖安军越来越不放心，最后只好把这支伪军调回原驻地辽宁去了。

　　伪靖安军一走，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在东部，伪警察队的警察们说：“人家抗日军在宁安把满洲国的皇军——靖安军都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我们这些破烂兵呢？”吓得他们从此不敢出战；在西部，伪军们私下里都说：“红军真勇敢，专打鬼子，这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我们不能打红军。”

　　这样，日本人不但没能去掉他们在绥宁的这块心病，反而又多了一块心病。

　　§26　百折不挠

　　如果你要是真想知道到底什么叫“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话，那只要看一下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建立抗日游击队的过程就会一目了然了。

　　在经历了最初三次大的挫折之后，他们没有气馁。

　　1933年6月，汤原中心县委派出了戴鸿滨、黄吟秋、徐光海等人到义勇军“青山”、“占中央”、“阎王”等部中去工作。这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中心县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定以青山等部义勇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但是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不宣而散了。残酷的现实使汤原中心县委认识到，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党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并形成骨干力量，才能打开汤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然而，祸不单行。正当他们一面号召在义勇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认真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一面集中40多名党员积极准备建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时候，由于特务告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1933年10月4日，在日军的大搜捕中，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委员金成刚（女）等12名共产党党团员和爱国青年被逮捕，施以严刑后活埋在深坑里；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一起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被日军搜出来，当场用刀砍死在田野里。骤然间，汤原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中……

　　在这场浩劫中还有一个幸存者，这个命特别大的人就是中共汤原县委委员夏云杰。

　　夏云杰，这个从山东沂水县闯关东来到东北的汉子，种过地、做过工，还做过生意。曲折的生活经历和朴素的爱国心使他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1932年9月，他被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吸收到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后经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介绍入党，不久即因工作积极、能力也挺强在1933年8月举行的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第6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县委委员。

　　现在，县委的其他人都不在了，夏云杰成了汤原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他勇敢地站了出来，通过秘密联络的办法，把汤原各地的党组织逐渐联络起来，他自己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因此夏云杰在恢复党组织活动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创建反日游击队。

　　创建游击队就要有枪，而枪却在敌人手里。怎么去夺呢？1933年11月末，夏云杰先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了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在小于把那里的情况摸得差不多以后，他又派外号叫镐头的徐振江和小于，还有一个叫老曲的队员以卖大烟土为借口，再次混入黄花岗自卫团的营房。夏云杰带着20多个队员拿着一枝大枪和一把没有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等到那帮团丁们纷纷围上来买大烟土的时候，镐头和小于两人突然发出行动信号，这时，隐蔽在院外的20多个徒手游击队员一拥而进，三下五除二地缴了这帮团丁的枪。此次行动十分顺利，共缴得大枪14枝，短枪2枝。

　　这次缴枪行动的成功，使汤原游击队再也不是一支玩“空手道”的队伍了。

　　1934年2月8日上午，戴鸿滨根据夏云杰的指示，率6名队员佩带两支手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这时，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两人满脸是血，吵吵嚷嚷地一边撕打着一边向伪自卫团的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里去讲理。戴鸿滨等人则跟在后边“拉架”，这一行人热热闹闹地没费多大劲就闯过了哨兵的拦阻，进入了伪自卫团的大院。

　　伪自卫团当兵当官的一看来了一对打架的，觉得挺有意思，一边幸灾乐祸地喊着“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一边走出来看热闹。戴鸿滨一看他们人都出来了，便亮出了手里“家伙”，伪自卫团团长高魁一见这阵势，当时就傻眼了，只好让团丁们把14支枪全交出来了。

　　戴鸿滨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并没有走，他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结果又缴了13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的枪。此次缴枪成功，一举扭转了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的局面，大大增强了这支抗日武装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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