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83)

八三

　　七月一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地区，大约于七月十日进驻了藏民的村子。村里有近四百户人家，房子一般是两层，多数用石头砌成，屋顶平平的。这些藏式农舍的四周，挂着祈祷用的白幡。村口的路旁有守护神像（现在还存在），它们象是《仙境术士》里的巫神，一脸凶相，站在那里为村民降魔驱贼。毛儿盖一带盛产青稞，此时地里的青稞业已黄熟，等着开镰收割。据说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

　　红军在毛儿盖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缝缝补补，修理枪械补充粮草。同时，现在，也只有现在，红军的领导者们可以讨论一下前途了。因为所有的迹象表明，情况将肯定会好起来。

　　果真如此吗？面前就放着一个大困难。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三十英里，离红军要去的甘肃只有六十英里。这点路程似乎微不足道，但事实上，就是这短短的距离也很可能使人致命。毛儿盖处于大草地边缘。中国人委婉地把黄河以南的这片茫茫泽国叫作大草地。红军在这里跨越了中国大陆的一条地理分界线，这片隆起的高原成为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黄河就发源于这个世界屋脊，穿过小半个华北，途中拐了个大弯，最后归人大海。历史上，它的滔滔河水多次改道，常常是在远离故道数百英里外的地方冲出一条新的河道，它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就在这连接着中国两大水系的高原上，红军从长江流域跨入了黄河流域。

　　红军要越过人们美其名日的“草地”，这块土地却似个死亡的大陷阱。它完全泡在水里，恐怕千军万马陷下去也不会留下痕迹。唯一的一条能通行的道路又必须经过国民党军队把守的松潘。因此能否拿下松潘对红军至关重要。两河口会议上一致同意必须拿下松潘，任务交给了张国焘。

　　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却改变了计划，至少现代史专家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有发起攻击。松潘的守军人数不多，指挥官是胡宗南。一九四三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胡宗南还记得，他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他的老师。“他会照顾我的。”胡宗南独自想着。

　　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现在，人们认为张改变进攻松潘的命令是故意破坏，因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和向南走。

　　这也许是周恩来病倒前草拟的最后一个作战计划。自过雪山以来，他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尽管他自己不说，警卫员们都知道他相当虚弱。他们想方设法让他多休息，而周总是按习惯工作到凌晨二点。他常不上床睡觉，而是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醒来又继续工作。

　　“副主席更瘦了，他的长胡子更长了。”警卫员魏国禄这样写道。

　　周这次病得很重。他差一点丧生。他的体温曾上升到华氏104-105度（摄氏四十度以上）。毛派人去请傅连障大夫，但是傅离得太远（傅当时在四方面军），后来从一方面军请来一位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周的病与他的肝有关，中国人叫肝脓肿，似乎是一种急性肝炎。他一连几天不退烧，神志昏迷，说胡话。红军战士轮番从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给他降温。他的妻子邓颖超来到他身边，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无法照顾周，这与有些故事中的说法相反。看来，她到处寻找能充饥的野草野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她确实为周炖过补品白木耳羹。周未能出席在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毛儿盖会议。

　　据杨尚昆将军回忆，周大约病了两个月，七月的部分时间再加上整个的八月和九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说，“我们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部分一旦行动，就必须用担架抬着周走，毛指定三军团负责此事。彭德怀的三军团仍拖着两门迫击炮行军（红军当时共有八门这样的炮），他决定把炮扔掉，这样腾出了四十名战士。

　　彭把照顾周的任务交给陈赓。陈是高级政治委员，三十一岁，生性腼腆，长着一张娃娃脸，脸颊红润，鼻梁不高。他曾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成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

　　孙中山的军队初战广东军阀时，陈赓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举枪自杀，陈救了他一命。“我必须死在这儿，我已没脸见人。”蒋哭喊着。陈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敌人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正要扣动扳机自杀，陈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

　　后来陈赓被国民党抓住，蒋试图诱使陈归顺国民党。尽管陈嗤之以鼻，蒋还是让陈逃脱，显然，他想用软的一手把其他共产党指挥员争取过来。

　　“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周开玩笑地对陈说，“现在要救我的命了。”

　　不久，周的身体渐渐复原，在同张国焘摊牌时他没有起什么作用。

　　连日来表面上的平静仅是假象。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征中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张国焘多年来自处一方开展斗争，而且颇有建树。他同毛泽东之间没有那种使人亲近的个人关系。尽管他也在莫斯科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喜欢那些“布尔什维克”。他同一方面军所有的政工和军事领导干部都谈过话，但看来他没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关系算是最和谐的了。尽管朱德的态度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尽管他曾设法使张和毛观点一致起来，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张的人。李德的回忆录表明，虽然他从不信任也不喜欢毛，但他对张国焘并无好感。博古也是如此。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回忆录都表明，张未能把他们争取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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