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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油山的战斗打个没完,陈毅和政委项英在战斗中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白天藏进密林深处。他们几乎成了受人追捕的野兽,因而也锻炼出一种只有野兽才有的警觉。稍有不慎,一个脚印,一缕炊烟或砍树发出的声音都会使他们暴露。他们两人从未在一处过夜。黄昏之后和黎明之前,他们经常要数次转移住地。

  他们的斗争是在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离去的红军是否还存在,长征是否已经结束,不知道红军是否打了胜仗。他们没有电台,附近也没有邮局,搞不到国民党的报纸,常常一连几个月看不到报刊。贫困的山民目不识丁,根本不了解山外的情况,很少有人关心世事。

  在远方长征的那些陈毅的同志们,听不到任何有关留在苏区的同志们的消息。既得不到他们的口信,也见不到他们的信使。除了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情况报界公开渲染外,其他什么消息也没有。而且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死讯还是几个月后才慢慢传过来的,是真是假,当时也无法核实。因为国民党也曾多次谎报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死讯。

  长征结束很久后,这里对情况仍然不明。当时红军已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安顿下来,埃德加·斯诺也已设法进入红区采访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夏,斯诺曾向毛和周恩来询问过留在苏区的人的消息,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五年初收到的。他不知道这些人是死是活。

  陈毅是位有文化教养的人,他和许多革命者一样老家在四川,父亲是乐至的地方官。他在成都上过学,并在当地的基督教男青年会里学会了打篮球。这个青年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如果是现在,他绝对不可能当上篮球队员。

  一九四四年他在延安对谢伟思说:“别人会告诉你,他们都是贫苦农民或无产阶级出身,而我不是,我是资产阶级出身。”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回国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并不矛盾),在武汉军事学校任助理政治教官。他参加了共产党在南昌、井冈山和赣南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军事行动。在红军这支队伍里,许多将军会写诗,有些写得不错,有些写得一般。陈毅是其中最好的一位,仅次于毛或同毛一样出色。他从未写过回忆录,但他用诗描写了自己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同许多建党初期入党的人一样,陈毅坦率而奔放,甚至在他生命的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年月里,他也未能学会管住自己的舌头。

  在阴沉沉的油山浓雾中,对红军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刘建华回忆道:“我们有六百人,他们有四万人。当时生存高于一切。我们没有帐篷,想搭个竹棚,又怕砍竹子发出响声。于是就用杉树皮,但树皮用的太多,敌人也会发现这些剥了皮的树。我们只好割草盖屋,可是草只长在森林的边缘,去那里割草太危险。当时我们不得不住在密林深处。最后我们设法让农民替我们在村里买布,做成布帐篷,上面再苫上油布。”

  陈丕显回忆说:“搭棚子最好用杉树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窝棚,我们就用树枝把它们伪装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露宿过夜,睡在树下或草上。有时也支个布帐篷,但是没有床,甚至连块板都没有。”

  有一次几个战士为了避雨躲进一个山洞里。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竟是个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时跑开。这几个战士始终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他们还是老虎先找到这个洞。

  白天,山的边沿地区是国民党的天下,一到晚上就成了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陈毅和他的部下常趁着夜色离开隐蔽地点,来到村子里,补充给养,侦察地形,偶尔还打个伏击,消灭几个麻痹大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甚至在村子里召开会议。游击队分组下山活动,每组人数从不超过三至五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陈毅写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著名诗句。

  一九三八年八月,项英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游击队的战士甚至能像野兽那样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即使像从落叶上走过发出的沙沙声和小树枝被折断这样细小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出来。他们还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过。

  粮食是个大问题。山上能吃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向村民买。在这方面,可以说,地主救了游击队。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给游击队送钱,有时还给大米,以换得平安。游击队警告地主,不把钱和粮拿出来,就别想保住房子、庄稼和家小。游击队在夜里进村取粮,有时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国民党巡逻队在山上搜查,农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击队自取。地主很少向国民党透露游击队的消息。他们知道,一旦游击队发现他们告密,他们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为游击队买枪支弹药。数量虽然不多,但当时每支枪都非常宝贵。游击队能缴获武器的机会不多。当然,地主的枪是从国民党那里买来的。

  女游击队员负责搜集情报。她们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队员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设一个联络站,传递情报。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李乐天司令员的妻子就是在村子里被一名国民党巡逻兵抓走的。她躲在农民的草棚里,敌人还是发现了她,把她枪毙了。当时红军面临的敌人不仅仅是国民党,还有内部的叛徒。黄长娇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时,她在瑞金做党的工作。她奉命参加了长征,和贺子珍一起在后卫梯队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贺是毛泽东的夫人,也是黄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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