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42)

四二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

　　直到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还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毛泽东被解除了党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而同年十二月来到中央苏区接替这一职务的正是周恩来。接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又替代他但任了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周恩来确实曾表示反对解除毛的职务，主张让毛留职。但是他服从决定，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成为红军全军的总政治委员。实际上，他与博古、李德一起组成了大权在握的“三人团”。从宁都会议时起，毛泽东在红军事务中没有发言权，这也是事实。宁都会议期间他身患疾病，奉命“休息”，但会后也一直没有返回红军。

　　那时，周恩来与“三人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边，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周、毛之间没有什么合作。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计谋。

　　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悲痛地承认，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表示希望毛恢复健康，回到红军来。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与其丈夫一样，严守党的纪律。一九七六年春，当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游行遭到“四人帮”的谴责时，她没有表态，只是在毛去世及“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和党修正了官方的立场，她才表态。当杨尚昆将军请她帮助查明他丈夫对一些问题的态度时，她很干脆地说：“他从来不跟我讲他认为我不应该听的事情。”

　　对于党的决定，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毛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长征开始前后一段时期他就是这样。周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他在一九三四年夏也曾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人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

　　毛掌握领导权前后，不时感到自己与斯大林有矛盾。有时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出于维护苏联作为世界革命堡垒的需要，他们只能把苏联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

　　在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之后，这种情况也发生变化。斯大林曾强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战争；竭立敦促毛泽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毛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一九四八年末，当毛抵达河北省的平山县，准备拿下北平并挥师南下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带来了一个特别口信：不要南下长江，让蒋介石生存下去。毛不仅表示不予接受，而且，他还向米高扬提出了为什么要打过长江去的强有力的论据。他认为，他最终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他把米高扬送回莫斯科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是这样答复斯大林的：“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周恩来象领导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外国通”。他在法国和德国度过多年，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岁月也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要长。他对外部世界见多识广。在文化方面，他对巴黎也许比对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兴趣。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在青少年时代双脚沾满牛屎，也不像毛泽东那样熟谙农村的习俗，更没有毛泽东那种中国农民的天性。周恩来与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侣，在欧洲和中国大城市的共同经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相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这种伙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显而易见，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政治观点和作风上存在着、而且将永远会存在分歧。毛很“土”（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词），他是个乡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来到上海码头，向那些去法国半工半读（他本人也积极地参与制定这个计划）的最好的朋友挥手告别。但他自己却没有同他们一道去。

　　学者们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早就有所猜测。有的人认为他因为没有盘缠而回去了；或者是因为学习法语有困难，或许是因为他与那些穿着比他讲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这些解释看来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辈子研究毛泽东的中国历史学家李锐认为，毛从未打算过出国。毛认为他的朋友应当吸收西方文化，把其中有用的成分带回中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但毛的天地就在中国。要是他出国的话，留在国内的领导核心就会分崩离析。

　　李锐认为，毛泽东那时就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和重建，而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靠他，他一定要当领袖，因而感到有责任留在中国。他对西方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兴趣。李锐觉得，这是一个缺点。

　　上述情况在毛泽东的整个生涯中都起着作用。“洋包子”与“土包子”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和关系紧张。有的人认为，毛历来妒忌周恩来的处世手腕，后来还妒忌他的国际威望。尽管如此，这两位不同人物之间的联盟却是牢不可破的。他们两人相辅相成。毛是哲学家、诗人，头脑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幻想。他具有一种炽热的精神，准备作出任何牺牲；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他追求目标，坚定不移，不容改变，但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则机动灵活。（直至生命最后几年）他还是位善于用人的天才，不断地把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变成有用的盟友.周恩来则是一位实干家、外交家、人道主义者，是一位“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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